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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江苏无锡
  • 出版时间： 2015-10-24

主办单位：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会议文集：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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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是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应用型专业.当前,全国一些科研院校都设置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业.笔者分别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和艺术人类学视角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和艺术人类学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供了独特而开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如今，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和研究方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但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其理论和方法论都尚不完善、不成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如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开展以来，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和艺术人类学为其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以期构建更为行之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理论和方法论。
  • 摘要：糕饼印模是民间制作糕饼的模具,是生产月饼及其他各种礼饼、糕点的制作工具,传统用料为木材,广东民间俗称饼印.张田饼印是广东新丰张田村代代传承的传统技艺,全村雕刻饼印高峰期,参与人数曾达到300多人,年产50万个,销往全国各地(港澳台)、东南亚等地,2007年被广东省列为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非遗保护是项长期工作,保护的本质意义在于维护或强化其内在的生命力,笔者针对张田村目前仍在从业饼印雕刻的手艺人及村中年龄较大的雕刻手艺人进行访问调查,通过探寻饼印雕刻在张田村的工艺传承历史、传承背景及民间传承方式,分析其传承百年的内在生命力本因,对探索张田饼印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思路与对策具有重大的启迪价值.
  • 摘要：从文化生态学角度看,民族艺术的产生、变迁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民族艺术的文化生态不仅包括本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还包括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碰撞、融合后的文化环境."是历时生态和共时生态的统一.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两国历史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设置三郡,越南北部归象郡管理,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受我国历代王朝的管辖.宋代时越南成为自治的藩属国,之后一直和我国保持密切而稳定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从未间断.中越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构成了戏剧艺术的共时生态,对越南本土戏剧的生成、演变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乃至影响了越南戏剧的剧目内容、音乐特征、表演艺术,使之成为融合两国文化元素的独特的艺术形式.戏剧艺术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越南传统戏剧也是如此。中越两国交往所带来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互动、融合构成一种文化生态环境，对越南唯剧、嘲剧、木偶戏等传统戏剧形式的形成、演变、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越南传统戏剧在剧目题材、表演艺术和风格特色等方面吸收、借鉴和融汇了中国戏剧的艺术养料，不断丰富自己的传统戏剧形式和内涵，并实现了越南本土戏剧文化的适应性改造以及再构，形成具有越南本土色彩的戏剧艺术。可以说，中越族群文化的交流融合，为越南传统戏剧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和发展空间。
  • 摘要：音乐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普遍的心理认同和基因传承,代表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本土文化,而大学作为一个智能、知识与信息的集合高地,对于保护、守成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已成为高校的共识.然而,怎样如何传承、怎样保护,这又成为新的论题.南通大学南通民间音乐研究所在传承非遗，挖掘地方资源，运用多种形式的守成上，作了许多探索和尝试，譬如2011年初，在搜集南通民歌的过程中，发现了南通地区最早的采用民歌泗州调填词十段的《农民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刘瑞龙同志在1929年运用民歌宣传革命真理，在建立红十四军时传唱的民歌，这是一首极为珍贵的有研究价值的民歌。沿着老区革命民歌的线索，南通大学南通民间音乐研究所把刘瑞龙当年宣传革命的诗词，选择其中与民歌血缘关系最为密切的几十首，组织书法家书写编印成书。譬如当全国人民共筑中国梦的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之时，南通大学南通民间音乐研究所运用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南通民歌非遗材料，组织创作大型交响乐《江海梦交响曲》，交响曲由三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青墩遗韵”，音乐描绘了江海平原千年文化的历史；第二乐章“静海强音”，音乐描绘了近代民族奋斗、人民团结的精神风貌；第三章“南通飞跃”，展现了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的圆梦乐章。交响曲尾部用混声合唱，在江海扬波、再创辉煌的歌声中，把全曲推向高潮。
  • 摘要：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原本习以为常的技术、技艺和记忆在文化遗产保护大潮中，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签后，重新纳入了社会制度管理体系的范畴中。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名录保护体系下，通过制度性管理体制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实践。笔者以为，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形态、传承模式以及主体享用方式的不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管理性机构，可通过分类指导、定期跟踪、过程维护等内涵过程性的动态导向机制，密切传承主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性，才能使保护、传承实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过程性发展肌理相契合，以规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对传承人及其技艺的嵌入性影响。其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为主导的学者以及地方研究机构，应贯彻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的理念，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学理支撑与实践制衡，避免文化管理部门标准化与集中化指导对技艺传承、创新的阉割化与碎片化。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发展权利，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个人经济利益、社会保障相联系，通过过程性保护理念和激励性保护机制的构建，形成稳固而有效的传承接力。
  • 摘要：消费社会改变了马克思所论述的古典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内容和方式.那种以先验哲学为基础,以认识论为主要内容,以静观为审美方式,以批判为价值取向,强调审美与现实功利无关的"美的形而上学"与社会生活已渐行渐远,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融入当代审美文化之中,美学迫切需要回应现实生活和获得新的发展.作为消费社会的主导美学话语之一，设计美学不仅意味着美学经验与美学符号的技术性转变，而且更意味着美学精神与实践方式的本体论转向。与前现代性、现代性美学言说关于生命的伦理意识或理性意识的理路不同，消费社会语境中的设计美学直接以形象话语的方式演绎着后现代社会的消费寓言与商品逻辑，实现了商品生产与形象表征的完美结合。
  • 摘要：本文探讨了人类学在不同设计范畴的不同介入渠道与结合方式。就学科领域而言，人类学有两种介入途径：在设计课程中引入人类学观点和工作方法；创立以“设计人类学”命名的专业学位。就研究领域而言，物质文化研究、产品与生活方式的关系研究、用户需求研究等三个研究方向是人类学与设计学的主要结合路径。就实践领域而言，人类学承担起“调研工具、情境模拟与设计指导”等任务角色。在实践项目中，人类学不但要在设计前或设计初始阶段介入设计过程，还会介入参与式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的整个流程，以引导方案的产生以及帮助方案的及时修正。总而言之，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产品、服务和系统的优化与设计之上，其成果“既包括精心设计的信息传达方式、产品与体验，也包括提供对人性进行更深层理解的陈述。”。
  • 摘要：年画是由民间艺人用毛边纸或宣纸绘图再手工刻木版印刷而成的、以描写和反映民间世俗生活为特征的绘画作品.年画起源于中国早期先民的自然崇拜观念和神灵信仰观念,中国先民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习俗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年节装饰艺术.从传统年画与现代科技结合来说，要充分运用三维人体扫描系统、服装造型外部廓型等新的技术方法和创新的印染技术、绣花技术等等，采用裁剪、叠合、解构、拼贴、重组等手段设计出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人穿着舒适度、合体度、时尚度的服装，以科技优化和多元化年画的传播和应用效果。正如三彩坊贾君的经验之谈：“当传统艺术要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创新时，会通过不同的载体来表现传统艺术的美，这时就不能只局限传统的工艺，而是将不同的载体以不同的表现手法来弥补，也就是贯穿于现代科技中的长处。从传统年画与市场需求结合来说，就是要根据人们的生活需求，从年画的市场化、商业化和实用化出发，让年画呈现在不同的载体上，不但在文化衫，还在其他衣服品类、衣服配饰、鞋帽箱 ．包等应用年画元素，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设计出有年画文化底蕴又符合时尚审美趣味的服装来。
  • 摘要："艺术"这一术语有若干意义,皆涉及人类技巧的实施和产品,与审美(而非功能的、宗教的或科学的)属性有关,能够愉悦人的感官.有的艺术可以诉诸单个感官,如绘画,有的艺术则调用多种感官,如仪式舞蹈(视觉、运动知觉、听觉).本文主要关注视觉艺术,而非歌曲、音乐或舞蹈.长期以来，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史这一学科变得愈益紧密和重合，尤其是强调个人和物质关系以及艺术创作的社会网络的新艺术史。它关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而非形式方面，这类似于人类学对语境化的强调。在涉及考古学、非西方民族艺术以及世界艺术时，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史有着丰富的对话。墨菲和帕金斯追溯了这一亚学科的历史，文布鲁克(Venbrux)等人在2003年美国人类学协会的会议论文结集为《探索世界艺术》(2006)。斯瓦色克(SvaSek)在《艺术、人类学和文化生产》(2007)一书中强调了情感的功能。艺术史家勒特侯德以人类学的著作为理论基础，写出了论文集《艺术中的跨文化观》(2011)。在韦斯特曼主编的有趣的论文集《艺术人类学》(2005)中，14位作者主要是艺术史家，只有墨菲和埃林顿（Emngton）代表了人类学界。
  • 摘要：艺术人类学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在西方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对它的广泛关注,则是新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的事情.毋庸讳言,艺术人类学研究尚显稚嫩,在理论建构和田野实践两个方面都亟须深入展开.特别是后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强大刺激之下,众多学者介入了对于民族民间艺术的探讨,近年涌现出铺天盖地的研究成果.虽说数量可喜,却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涵化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人类学界。它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在50和60年代中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移民、难民冲突、非殖民化运动以及迅猛发展的通讯传播手段和旅游事业，使跨文化的接触越来越多和不可避免，造成了各种文化冲突和社会整合的问题，因而涵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涵化现象自古以来就普遍性地发生着，殖民时期以来，这种现象变得尤为严重。自信息时代开启之后，所谓的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地球被视为了一个“村”，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变得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全球化与地方性、本土文化的保护、文化自觉等问题大大突显。当此之时，对于涵化的研究变得更加迫切。毫不奇怪的是，本读本中论及艺术涵化问题的两位作者，西尔弗和格雷本，都是美国人类学家。同样毫不奇怪的是，他们集中于对“民族艺术”或“第四世界艺术”的研究，即与处于绝对优劣的西方社会接触的非西方小型社会。这是他们的研究传统使然。
  • 摘要：学科立场着重回答这一学科的学科意识和学科视角。学科立场，即学科意识和视角要着重回答“只和学科视角。艺术人类学的艺术人类学是什么”、“艺术人类学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艺术人类学是如何可能的”三个问题。“艺术人类学是什么”是对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总体的观念把握，或者说，它是关于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总体特征的基本认识。“艺术人类学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是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定位的一种基本意识，或者说，它也是关于艺术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意识，包括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基础以及艺术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问题。“艺术人类学是如何可能的”是对艺术人类学学科边界的基本意识。所谓的“学科边界”指的是这一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学科视角和立场的选择，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其主观性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艺术人类学的不同理解。其客观性表现在:人们对艺术活动的分析并不是随意的和零散的，而是以一种学科的方式进行的。无论是从主观性还是从客观性来看，艺术学是艺术人类学的根本支点和关键。
  •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人类学以及与人类学的学术价值取向相近的民俗学、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的物质文化研究理论和视角。物质文化研究的宗旨不仅仅是研究器物和技术，而是以器物和技术为切人点和资料，梳理、挖掘人类的文化、自然、社会史。在此基础上，展开不同区域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物质文化研究，可能对物质文化的性质及世界历史及社会、文化版图产生新的理解。
  • 摘要：全球化以其巨大的"现代性"能量,冲击、模糊了人类社会几乎所有有形、无形的边界,引发了人们思想意识、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重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政治格局结构性失衡的巨大压力与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引发了传统民族国家普遍的认同危机.文化建设亦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赋予新的战略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理性与价值引领作用，要依赖于形象化、生活化的表达方式来实现。要发挥利用现代影视传媒与网络的现代性力量，把枯燥的理论说教以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式表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人文精神与价值取向内化于藏区群众的心里，外化于社会实践中。概而言之，在西藏地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西藏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跨越式发展的国家实践，保障了藏区民众文化权益与文化需求，疏解了中华文化整合的内部消耗，实现了西藏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维护了我国的文化安全。只有实现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文化效应与根本价值目标，构建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 摘要：笔者认为艺术人类学直面现实、提问现实、解释现实的田野作业法，在某种程度上扩展并加深了艺术学原理对人类艺术的阐释力度，艺术学研究借力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能打破传统艺术学研究中的壁垒，而且还能将其引向更宽阔的大视野，使艺术学理论研究本身更具鲜明而活泼的时代性特征。新时代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在这种趋势之下，既要认识到当前艺术学研究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绩，也要敢于面对当前艺术学研究确实存在的诸多棘手的问题。由此积极寻找有利于突破艺术学研究瓶颈的科学方法，是每个艺术学研究者为之努力的“标杆”。
  • 摘要：城市的艺术区是置身于全球化的后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区域，与以往工业时代的社区是有区别的，这是以往人类学研究从未遇到过的新的研究空间和社区。在这里不再有固定的传统，也没有了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而是全新的经过了文化重构与再造的文化社区。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观察方式来完成它，对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研究的过程中，其不仅是涉及其物理空间中社会结构和文化规则的变化，还要涉及其精神空间中象征符号及心理结构的变化。其中还需要研究者以艺术学的角度来对其审美表象进行研究，即研究者既需要有人类学的基础，还需要有对当代艺术理论或艺术哲学理论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了解程度。从这个角度也强调了艺术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人类学进入另一层次的研究领域而打开了一个新的入口处。
  • 摘要：走会(艺阵)活动是中国北方农村和城镇地区最具有代表性,流传极为广泛的一种传统节庆民俗.以往笔者曾经采用音乐形态学及其分类方法,从"歌舞与歌舞音乐"的角度,对其主要表演类型——秧歌与高跷进行研究,并且提出其中包含了民歌、歌舞、曲艺(说唱)、戏曲乃至民间美术、杂技等不同艺术要素的观点.从半个多世纪以来传统艺术在专业教育与艺术表演领域的发展状况看,一方面,受到学科分化的影响,传统秧歌在艺术形态上产生了明显的裂变和艺术分化;另一方面,许多汉族分布区域均在国家文艺政策的主导下,结合上述走会的诸项艺术要素,衍生、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地方戏曲、曲艺、杂技及歌舞表演等单一艺术品类,学者们也一直从不同的艺术或学术角度,对其中的主要衍生类型——二人台、二人转等给予了分属不同艺术品类的定性和解释.经过更多的研究实践，笔者认识到，仅仅对传统民间歌舞及其音乐提出其中具有多维性、混融性因素的观点，还远远不够。还有必要看到，真正在民间节庆活动中，作为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原型在起作用的，不只是秧歌与高跷这样的“艺术本体”或“表演文本”。无论是走会或秧歌，皆因其携带的传统艺术特有的多维、多层文化性质及“四不像”混融性特点，而难于采用某种单一性思维和方法进行整体观照。同样重要的，还有作为表演场域、生态环境和“上下文语境”存在的“走会”或“踩街”展演活动。正是这类展演活动及与之混同的各种外在的环境条件因素，对传统秧歌的当代发展和变迁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若借助于艺术人类学平台给予的学术和文化空间，便能够结合这些上下文语境因素，对之展开相关的讨论和研究。随着日益的用心着力，在中国民间歌舞音乐研究中，或许会衍生出愈见深邃的意义和更加长远的目标。
  • 摘要：回顾美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得知两点:其一,运用田野工作的方法,研究以"非我"文化事项为要,是学科的主要根基之一;其二,美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促进着学界投向"他者文化".无独有偶,以笔者从事的、同人类学学科密切相关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来说,其在我国亦经历着前述情形:一方面,民族音乐学的传统同样强调应用田野工作的方法,研究自身以外的民族民间音乐;另一方面,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并有条件聚焦局外人的音乐,特别是我国之外的民族民间音乐，循前所述，音乐节即已对民间音乐赋予新的内涵，与此同时，民间音乐自身也在重构内部的因素，系传统和流行。通过对两个乐队之详情分析可以发现，国籍之于民间音乐之传统因素的延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飞翔之鸟和巧克力滴皆在使用的主要乐器、音乐整体风格和主旋律的曲体特征等诸方面体现了民间音乐之“传统性”，这促成了民间音乐在所涉作品中占主体性之地位。而时代的大背景和成员的个人偏好则对本文所剖析的两支乐队在伴奏声部、附加乐器以及乐曲调的细微演化方面施以影响，引发了相关作品流露出流行音乐的迹象。由此看来，民间音乐突破了以往“一种”音乐因素存在其身的传统，通过兼收第二种音乐元素，重新构建出内部格局，以此完成了自我之发展。值得探讨的是，可能这种民间音乐在欧美人士看来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依笔者视角，将其称之为“世界音乐”(World Music)，即以本民族或本国音乐为基础，融合其他音乐元素的混合音乐更为合适。
  • 摘要：过去与现在的并存，使得人们有了更多机会面对未知的世界和认识差异。前来参观世界遗产的游客们会面对一个复活了的过去。而且，这个过去可能与游客所属的社会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这种情况就造就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人们似乎游移于当前环境与外在目的地之间。将这种状况称为双重世界。那些接待游客的人被迫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双重世界中，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也是旅游目的地或景点。居住在世界遗产地附近的居民开始与游客共享某些观点，而当他们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却发现自己的家乡已经是某种外来的东西。他们还开始按照之前是外来的观点和愿望来行为举止。吴哥窟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事实上许多人继续生活在世界遗产地，他们甚至不能自由地改造或新建他们的居所，必须遵守1996年1月25日颁布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法。对这些居民来说，自己的家也变成了游客聚集的过渡地带。因为他们除了接待游客之外别无选择，被迫从事旅游业，孩子们放学后兜售旅游纪念品。他们不得不适应在世界遗产地居住的双重世界。因此，在某些过去与现在并存的世界遗产地，当地居民受到某些限制，有时不得不搬迁出去。在吴哥窟，许多居民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遗产地，但他们被要求搬到在遗产地缓冲区建造的新村落。为了完美地保护这个遗产地，当地居民的生活或多或少地受到牺牲。鉴于此，世界遗产问题又是一个很好的艺术人类学问题。
  • 摘要：应该明确传统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的主体性问题，并予以落实。传统民间艺术是特定社区与群体的文化遗产，这特定社群是此遗产的 拥有者，是毋庸置疑的文化主体。因而，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必须尊重文化主体的意愿，必须让文化主体成为主要受益者，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生产性保护实践中却很少遵守这个基本原则，就目前民间艺术的生产性保护来说，其主体大多是文化企业，而不是文化遗产的拥有者。造成这种状况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文化遗产保护是外入型需要，而不是本土居民出于文化自觉的内生型需要，因而，民间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并不高，缺乏主动性；二是民间艺人一般经济状况都不太好，而且缺乏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很难成为生产性保护的发起人。针对这个问题，认为虽然不必限制文化企业、工商资本进入传统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领域，但是，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应该致力于扶持民间艺人的小作坊型生产，比如，通过博物馆、文化馆、高等院校等机构设立专项资金收购他们的作品，通过项目资助支持他们的演出活动与产业化发展，而不是仅仅对传承人进行生活资助，更不应该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路，仅仅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来开发利用。只有真正落实民间艺人及其所在社群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生产主体与保护主体的地位，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保护之间的矛盾，达成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活态保护的初衷。
  • 摘要：舞蹈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成为舞蹈研究者的共识,以社会文化研究为己任的人类学对舞蹈的研究在当今诸多关注舞蹈的学术探索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艺术圈和舞蹈界近些年来对人类学的兴趣有增无减.然而,随着使用"舞蹈人类学"及其相关概念者日多,在舞蹈人类学研究中,特别是在更大范围内推进舞蹈人类学的发展之时,对于国际学术界目前使用的舞蹈人类学相关概念进行仔细的梳理和辨析,具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够明确舞蹈人类学这一独特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科地位,更好地认识学术前进的方向,在舞蹈人类学未来的发展中少走弯路,促进后续研究符合国际学术规范,有更为扎实和深入、具有更高研究水准的学术产出,具有更好的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在应用方面力求实现舞蹈理论研究对于舞蹈教学、编导和表演的强力支撑.概念辨析是认识和理解舞蹈人类学这一领域的第一步.舞蹈人类学的相关概念存在差异，但在研究中有可能会殊途同归，或者说在不同层面而言之。要更加清晰地认识和辨析舞蹈人类学、舞蹈民族学、舞蹈民族志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妨借用列维一斯特劳斯对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之间关系的阐述。人类学家到一个地方去做个案研究，是做民族志研究；关注某一个族群的问题时，有时也许是几个族群的比较，但关心的重点在族群问题，是属于民族学的范畴。把这种研究放大到关心全人类的问题，则可以称之为人类学。认识到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了解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诉求，可以更好地找到每个学者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不同的研究阶段的基本位置，同时又能够在具体的研究中保持更宽广的学术关怀，以深入细致的田野民族志材料为基础，探究更高深的理论问题。在学科建设中，倾向于科学主义的学者们，特别是学术领袖也许会更多地关注学科的纯洁性，希望学界能够有更为清晰的学术范式，能够遵循更为严谨的研究方法。但在舞蹈人类学这样一个具有交叉学科性质，且因为动觉和身体感受捕捉和把握的难度，就很难拘泥于学科范围去运用研究理论与方法。需要借鉴多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以充满探索性的态度，坚持开放性学术视野，才能够获得新的认识和感悟。
  • 摘要：作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民族志经历了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换，对文化的认识也从“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转而成为“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舞蹈是文化的身体表征，“是通过人们的身体动作与行为方式的‘具体化’(embodyment)实践和群体文化特征与精神的投射”。由此，舞蹈以身体为媒介的特殊性不仅使在舞蹈研究中把人作为核心，与民族志研究相契合，而且也使舞蹈研究的人文主义关怀更为强烈，也确立了当地舞蹈民族志的切人点。从科学的民族志发展到今天的实验民族志，民族志并没有一个范例的模式，舞蹈民族志也应是个开放的平台，但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有关舞蹈民族志的书写也应该具有一些基本的倾向与关注点。舞蹈民族志应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民族志的全景整体式研究，运用阐释民族志的深描，同时也要关注到权利、身份的介入，吸收实验民族志多声部互为主体、对话式的书写模式，力求全面、生动、细致的呈现当地人的舞蹈实践，舞蹈背后的意义系统，人们对舞蹈的情感，以及舞蹈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使舞蹈民族志的书写真正成为理解民族舞蹈的一种途径，以此能够修正已有观点，对民间舞蹈的认识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 摘要：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常被学界诟病为多是一种孤立性的个案描述与阐释,多呈现出共时性研究的学科理念,而对当下音乐表演活动的"历史构成"文献文本的深度考证与挖掘关注不够.换言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科属性常是对当下音乐生产过程的描述与分析,缺乏对其历史文献的宏观把握与认知,以至于造成一种缺乏"历史学"维度的学术观照.为此,学者们受到历史人类学研究理念的影响下,开始将历史学视野投射到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开始关注到走向历史的田野(注重口述历史文本与书面历史文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田野与文献之间的互通,亦即民族音乐学在保持自身研究特点的同时,开始注重对研究对象"历史构成"文献的考证与梳理,即追寻传统音乐表演活动表象背后的、过往的现代历史结局的考察,即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所以看出,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也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反思的产物.同时正如有学者认为,通过史学来弥补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时间层面的忽略,通过"过去"的观察来理解现在,以进行古今之间的对话交流等,期望达到对研究对象进行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或者说现状与历史的研究相结合的目的.因此,可以认为,历史民族音乐学是受历史人类学研究视野影响下的,对于具体音乐事项进行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的一门民族音乐学下属的分支学科.
  • 摘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但是，城市化的建设又必然是建基于历史之上的，保护城市历史和尊重城市既有特色，将为城市累积历史文化底蕴和增添新时代的光彩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应该也必须成为当代城市化建设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应该成为每个城市应有的文化追求和理想抱负。聚焦于“洋风建筑”，来看，它们作为中国近代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特色突出、地位特殊、存量更少、寿命堪虞、保护困难，再加上认识错位、轻慢排斥、法律不利、保护乏力等原因，“洋风建筑”遗产的处境的确堪忧，特别是在“洋风建筑”比较集中的沿海城市之外的那些大小城市中，“洋风建筑”遭到无端拆除的现象更为多见。因此，亟须认识“洋风建筑”．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树立正视历史、保护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理性认识，转变狭隘的盲目排斥“外来”文化遗产的不当心态，积极行动起来，自觉保护每座城市应有的历史遗产和特色，并促成尽早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让包括“洋风建筑”在内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走上正常轨道。保护中国的“洋风建筑”，就是保护中国自己的历史及其文化遗产，也是保护人类共同的历史及其文化遗产。
  • 摘要：少数民族刺绣工艺作为我国传统美术的一种类型，具有实用性，同时又是珍贵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它与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礼仪、信仰、节日、戏剧、神话、建筑等都成为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而且大多保存于广大的农村和普通民众之中，目前已处于濒危状态。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现今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年轻女子已不再学习刺绣的技艺，有很多技艺已经失传，原来的绣片或被遗弃，或走向市场。因此，要及时抢救这一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让刺绣技艺的魅力永世长存，使少数民族刺绣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源泉之一，从而促进现代文化的创造和创新。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市场化进程，有许多传统的手工艺日渐衰落而面临着生存的困境，于是，传统手工艺的命运自然也就引起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当看到一件传统的手工艺品时，通常就需要了解它的发生和发展，了解它的渊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了解围绕着它而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人文和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不言而喻，还需要了解它的制作技术、装饰手法和外观表征；了解它可能伴随着的民族文化特征、地域共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在这件艺术品上涵盖着的作者的创作态度、审美观念和自我表现的看不见的一双双手。
  • 摘要：拉普普关于社会文化决定乡土建筑的理论认为，如果某类乡土建筑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濒临消亡，那该类建筑也将濒临消亡，因为“在一定的气候条件、材料和限制，及某一定的技术水准之下，最后决定住宅的形式，塑造空间，并赋予它们相互关系的是这一族类对理想生活的憧憬，他们造出来的环境反映了许多社会文化力量：宗教信仰、家族组织、何以为生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关系。”上文论述业已消亡的传统宗族制度正是围龙屋承载的社会文化，传统宗族的崩溃也体现为围龙屋的崩颓。从这一角度看，可知不契合时代的乡土建筑有其衰亡的必然性。围龙屋已经成为文化遗产。基于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对不同类别的文化遗产应区别对待。就性质而言，中国目前的文化遗产可分为四大类：物质性文化遗产、记忆性文化遗产、技术性文化遗产和社会性文化遗产。其中，社会性文化遗产是指以物质为载体，但重点在于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内涵，如乡土建筑、传统服饰等。此类社会性文化遗产中的物质不仅仅是载体，它还生产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该类遗产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影响大，难以进行实质性传承和复兴，围龙屋即属于此类。因此，与其花大力气去保护必然走向衰亡的社会性文化遗产，不如将其着眼点转向社会性文化遗产的物质性这一侧面，亦即将其视为传统的乡土建筑进行妥善的维修和保护，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发展旅游等方式，大力拓展围龙屋的公共空间，给走向衰落的围龙屋带来新的生机，这可能是一个更现实更合理的路径选择。以目前状况而言，政府既不将其视为文物，又无力从文化遗产角度进行保护和传承，那么，要不了多久，以围龙屋为代表的这一批社会性文化遗产将衰落得更为迅速和彻底。
  • 摘要：荆河戏是流行于湘西北澧水及湖北荆州、沙市一带的地方戏曲.相传它原是汉剧荆河、襄河、府河、汉河四大支流中的荆河派,因流传于长江荆河而得名.翻开历史文献,得知荆河戏在明朝末年就有演出,当时演出弹腔较多,兼唱昆腔和高腔,荆河戏在发展过程中与汉剧联系密切,曾被认为是汉剧的一个支派.荆河戏主要流行于荆河上游,故也有"上河戏"之称,清朝同治年间最为盛行.历史上荆河戏曾有上河路子、大班子、大台戏等名称,抗战期间又曾被叫作楚剧、汉剧、湘剧,1954年正式定名为荆河戏.对荆河戏流传现状进行调查及对其一些基本特点进行分析，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人文价值。荆河戏经过荆河艺人与传承人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其剧目、行当、声腔、曲牌、音乐表演等形式显得越来越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而荆河戏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荆河戏表现手法朴实，故事叙述流畅，人物刻画细腻，道白准确生动，唱词形象精彩，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研究荆河戏的唱腔、曲牌、锣鼓经、乐器演奏及其演奏技巧等，破译荆河戏音乐旋律中的密码，对解读中国地方戏曲音乐的唱腔发展、流变具有重要作用。
  • 摘要：保护文化生境，就是要“不离本土”的保护，加强对拉枯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再教育，提高其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重、自尊意识，才能避免目前蔓延的“破坏性建设”、文化“自生自灭”等问题。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进行保护，诸如政府扶持、私营企业和个人等扶持培训、民间人士自发进行办班培训、家庭传承、“不离本土”的传承与强化教授传承方式的结合等。打造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艺术精品工程。在艺术保护实践过程中，打造文化精品工程，是保护发展的一个有序有效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要找准文化保护的核心定位，深刻挖掘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通过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提升艺术效果。
  • 摘要：怒族的文化与其所居住的特定环境有着重要的联系,他们生活的地方海拔高、山势险峻、生活艰苦,怒族有四个支系,主要居住在云南怒江州及西藏察偶县等地,他们长期与地方上的其他民族如藏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从而也使得彼此间的文化相互交融与影响,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怒族的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并兼容其他族群的文化元素.每一个族群特有的民族文化都是自我认同及他者认同的符号象征性,怒族的服饰、生活习俗、歌舞等文化"因子"除了是自我身份认同的符号,也是自我文化的外显方式,具有独特性、差异性、地域性、认同性.然而,正是怒族这一系列的独特文化,既成为身份认同的符号,在当下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传承中,这也成为重要的依据.
  • 摘要：当代设计理论领域关注人类学的不在少数。有从方法上谈设计人类学的，探讨在设计调研中人类学的考察方法的运用，强调参与观察法与整体观非常重要；有从产品实践的角度探讨设计人类学的，认为人类学为“用户体验”提供了理论基础；有从交互设计的兴起探讨人类学应用的，认为交互设计为设计师提供一个从用户角度审视产品的机会；有从殖民文化的角度探讨设计人类学的，认为设计人类学的道路在于“去殖民化”。如果探讨设计人类学的任务，必须回到人类学的本质，具体些，是文化人类学的本质。文化人类学探讨文化相对主义，各民族各族群文化的发生、传递与变迁，以及各自的优势和价值。文化人类学天然对，“全球化”、“文化同质化”持怀疑态度。而在设计这个造物的行为中，实际上从一开始，我们就参与了文化的发生、传递和变迁，设计行为就是人类文化，实践的行为。这其中，实际上给出设计师的问题在于：通过设计师——造物的实践者——实现文化的多元体现，实现文化的自然传递与变迁，避免过度的涵化，这大约就是设计人类学的任务。
  • 摘要：在现代生活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只要合理分析，活用创新，地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就会有信心，将地域手工艺渗透在当代生活中的实践也有更广阔的意义。当然，对于地域手工艺传承与发展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假想它不变，在学术立场中更应关注地域手工艺创造主体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产生的心理震荡，对处在巨大城乡差别中的乡土民众或手工艺人而言，生存问题以及追赶现代化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依然压迫着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但生活本身亦为地域传统手工艺提供了一个“孵化”灵感和梦想的空间，这种灵感与梦想是地域传统手工艺的韧性所在，也许会以不期然的方式出现在最具生活感的场景中。
  • 摘要：产品设计在本质上是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设计生产制作出来的产品。对于传统的产品来讲，主要是满足生存物质需求，这种需求里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文化层面的。这种需求大体上是基于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制造者在满足自身的使用需求外，也将制作好的产品进行交易，在市场上进行流通，这个流通的过程不仅仅促进了商贸的发展，也带动了不同区域文化的传播，人们通过产品设计的不同样态去辨识其产品的不同产地、工艺技术水平，以及制作者的所传达出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如古玩鉴定者，往往就是通过器物上的形态造型、工艺水平来鉴别其所处的时代属性。这也反映着，不同时期产品设计上所呈现出的形态语言，已经在承载着其不同时期的视觉语言与社会文化，反映着不同语境中的意识轨迹。产品设计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史。人类的进步是伴随着每一次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在此之中必然会带来产品设计上的变革。因此可以说，产品设计发生变革时，必然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相连接。将设计带人人类学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挖掘出设计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当今的智能科技的发展趋势中，通过文化自觉的认识可以帮助发展产品设计，强调人类学与产品设计的脉动关系，对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发展，对人类学的发展都将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 摘要：南京云锦若以吉祥牌云锦的品牌创立作为云锦品牌化的发轫点，自20世纪末至今已有20余年的时间，期间各个品牌围绕市场、围绕消费群体此消彼长、跌宕起伏的生存与发展历程，实为中国传统手工艺品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转型的历史缩影，南京云锦以人群细分、消费群的精准定位作为产品品牌化的发展方向，以手工织造与电机织造的工艺性不同，特殊材质与普通材质的材料性区别，及名设计师的品牌效应等诸多方面，作为高、中低端产品划分的基本依据，以上的发展模式使云锦充满着勃勃生机。南京云锦在现代化转型期所进行的产品品牌化的实践与探索，为我国目前正处于大致相似境遇中的传统手工艺品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式。
  • 摘要：在新设置的人类学视野中，博物馆界还没有特别活跃的参与者，但艺术界的巨变则在展示欧美世界以外的事物之时，为人类学方法与艺术批评方法之间的更加协作(即便有时发生冲突)的关系打下了基础。从20世 纪80年代早期到中期，人们突然对我们所谓的“民族志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纽约市街头的几个路标可以说明这种趋势。在198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这一领域大展身手，开始致力于展示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艺术；非洲艺术博物馆于1984年开馆；而在1984-1985年间，纽约举办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聚焦于非西方艺术的重磅展览。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推出的“20世纪艺术中的原始主义，部落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亲密关系”展览，有六千人出席开幕式。展览期间，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们在博物馆召开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研讨会，旨在开启一个新的关于西方与非西方艺术关系的跨学科对话。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毛利艺术”展览开幕式上，六十位地位显赫的毛利人，全副盛装，唱着圣歌和毛利歌曲，跳着舞，呐喊着登场，并用碰鼻礼迎接纽约市市长。在美国历史自然博物馆举行的“阿桑特：黄金王国”展览上，阿桑特赫纳( Asantahene)二世（Otumfuo Opoku Ware国王）从加纳来到纽约参加了开幕式，并在市长的陪同和几千名参与者的伴随下，从一个大的丝绸伞下穿过中央公园。IBM科学与艺术画廊展览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西北海岸印第安人艺木品集合。非洲裔美国人协会举办了一个叫作“美的设计：非洲装饰的美学”的展览。这些例子数不胜数。
  • 摘要：人类学作为研究人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田野调查、个案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语境研究，尤以田野调查为人类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它的研究特点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要求研究者进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参与观察，进行实证性的田野调查，解剖个案，注重在整体观的指导下进行比较研究和语境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体验与感悟，发现与记录问题。艺术人类学是一门人类学与艺术学的交叉学科，跨学科的品性决定了它的理论基础必然是建立在多重知识视野的基础上。除了人类学的理论之外，艺术学的理论与中国艺术田野研究实践中生发的理论也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这既是决定着其研究属性的重要标志，也是学术规范建立的必然要求。一门学科的创建，如果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理念与学术渊源，就很难建立起来，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不能解决学科自身的基本问题，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也很难获得可供持续发展的生机与动力。处于学术发展时期的中国艺术人类学，需要一批来自不同学科有志于此研究的学者通力合作，关注社会现实，扎根于田野实践，及时进行理论的总结与提升，以期更为清晰而准确地阐明学科自身的一些基本问题，生发出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贡献给国际学界。
  • 摘要：生态美学的“人类学转向”，是构建“生态审美人类学”的一种可能性前提。进而言之，生态美学可以和民族学、人类学共享研究对象。如对初民社会的生态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探讨“美”在不同自然生境和人文生境中的表现形态，以及“造成‘美’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深层原因，并将关于异质文化或‘他者’研究与当代文化危机的思考结合起来。”学科的融合有了人类学的属性，就必须谈及族群文化的概念。笔者在此阐述一下自己对于“文化”的理解:文化是族群用来表达自身与他人、世界相处的共同经验范式。在这一范式下，人们的行为按照相对固定的仪轨和符号来行事，这种符号的“意向性能指”和所指的内容，在历时性的“延绵”与共时性的“涵化”中不断地加以调整和改变。生态审美人类学将活态的艺术回归于一种生活的世界，进行具体审美语境下的文化还原，并从生态的向度来解读族群的“审美文化制式”，从而为解读族群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提供美学的依据，为族群与世界的交流对话提供文化理解的前提。诚如C-A．冯皮尔森所指出的，文化问题并不是理论思考的目的本身，对它的分析应当有助于形成一个指向并着眼于未来的文化政策。这就是所谓“文化问题的工具化”。生态审美人类学的意旨也并不在于建立一个对抗传统精英美学的体系，而在于补偿“世界美学”的某种缺失，扩宽生态美学的方法和视域，在一种“审美生境”的时空场域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审美互动，从而触发和生成一种新的审美原则，为解读地方性的生态文化和边缘族群的审美思想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希冀以“生态”之名完成一种多维的“间性弥合”。
  • 摘要：民族艺术学问题在1990年代被李心峰先生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集中阐述过,但这一话题却没有研究者继续深入.在艺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风生水起的当下,艺术学该如何为民族艺术学提供理论观照,并整合进艺术学研究体系中,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不管是艺术人类学对少数民族艺术的倚重，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少数民族艺术的偏爱，它们二者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交集：民族艺术。它们共同的研究重心都在民族艺术学上；特别是少数民族艺术始终是其最精彩的一部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艺术学研究不能漠视这个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甚至这两个学科的学科方法等都值得艺术学学科借鉴。
  • 摘要：在当代学科转型中，艺术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当代美学／艺术学、人类学领域中值得关注的学术发展动态。近年来，艺术人类学研究取得了较为卓著的成果，在关于艺术制品、艺术制作者、艺术行为、艺术观念及其共同编织的艺术网络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并引发了艺术人类学的当代转型。然而，在艺术人类学应建构于何种意义上的人类学平台之上；人类学如何介入艺术学研究；人类学介入艺术研究之后将引发何种艺术研究范式的转换等问题上还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空间。在此种探讨中，人类学批评何为；人类学如何激活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域则成为这些问题的某种聚集形态，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概言之，人类学批评介入当代艺术人类学，倾向于从意识形态批评和日常生活批评两个向度切入，从而展开对如下两个主要问题的探讨：一方面，揭示非西方艺术在西方审美制度建构和维系中所遭遇的后殖民待遇并发出质询，弱势群体艺术的政治潜能的激发恰恰要建立在此种审美制度批判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阐释少数族裔、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艺术的独特表达方式及其与当代文化相交流中产生的价值意义，发掘它们背后的思想与激情，以丰富和发展后殖民批评与“弱小者话语”理论的研究，并积极探讨这些艺术本身所蕴藉的社会变革的力量及其实践机制，从而使“沉默”在当代获得新的言说方式。于此，如何开启艺术人类学的诗学与政治学两个维度，无疑是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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