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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之交的汉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之交的汉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7-08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

会议文集: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之交的汉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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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问题的提出可以从一种文学史建构情况说起.谢冕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是要"为中国新诗立传",其中的《1949-1959年卷》原先由洪子诚承担,"初步讨论选稿的时候,他大陆的诗选了六首,剩下的全部是台湾与香港的诗",他的选家眼光颇为人欣赏.当文学的现代转型得以在传统展开中进行时,它就获得了历史张力,这种历史张力是一种超越二元对峙但又接纳二元的“空间”,往往呈现出不同方向的尺度,“左”和“右”、现实功利性和艺术超越性、本土性和国际性等等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文学的现实空间。这种文学的现实空间,既存在于大陆、台湾、香港不同的社会空间,也是40, 50年代之交开启的中国文学的整体空间。
  • 摘要:南韩当代历史中间物朴玄埰(1934-1995):以「四·一九」与「五·一八」为线索南韩着名社会学者金晋均(1937-2004)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甚至2004年过世前),扮演了批判性理论和学术运勤的核心角色.今日在反思南韩的新殖民知识生产机制的时候,南韩思想家朴玄埰在1980-90年代抱着的对于文学的期待是仍然给提供难得的线索,使得重新进入历史,反思现实矛盾。1980年代朴玄埰所面对的问题是思想的历史性断裂和知识的私有所造成的「理论的去实践性」和「运动的去主体性」。因此他为了克服此矛盾将「文/学」当作一个突破口。虽然他没法走完他想要走的路,不过他的思想困惑仍然成为建设另类思想方法的重要资源。
  • 摘要: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易代前夕,中共高层刘少奇、周恩来以及胡乔木、夏衍等文化界领导人先后指示,北京、上海保留几家内容日常、形式通俗的民间报纸,继续为其在旧社会所联系的特定读者群服务,甚至可以囊括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以及中小工商业者、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等较为落后的分子.其预期功用是,引导这批人在新社会进步.由于北京、上海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在新中国的区域定位不同,这一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传媒布局,仅在上海修成正果.上海的小报《大报》《亦报》,加上香港《大公报》、上海《新民报·晚刊》,构成了1950年代的《亦报》场域.《亦报》场域存续八年,为初创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新中国文学话语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另外一个类别的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将其纳入当代文学史,或可有助于复现十七年文学的复调走向,呈现其还未被学界充分认识的十七年文学前半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全文文分为引言、文学背景·出场人物(作者、提携人)、《亦报》场域中的沦陷区三家比较、为什么是上海——1950年代京沪比较四个部分.本文节录其中的前两个部分的主要内容.
  • 摘要:在本文中,笔者将"马华文学"界定为"马来亚华文文学"(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是一个历史名词.所以笔者所指的马华文学包括新马两地的华文文学,侨民文学论争及其评价侨民文艺论争发生在1947-48年之间,是一场发生在华文报上的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战.论战的中心论题是"马华文艺有没有独特性?"有关论战的经过,诸多论文中都曾提到,在此笔者不再涉及.在论战白热化之时,曾有过一场对论战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民意测验.本文将以这次民意测验为题展开讨论.
  • 摘要:汉译苏联文学高潮的出现是四五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政治与文化现象,仅据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相当不完全的统计,从1939年至1949年的十年间,苏联文学的翻译出版数量达425种,而同时期俄国文学只有152种、英220种、法193种、美256种,高出同时期其他翻译大户近一倍.共和国成立后,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文学艺术各方面均照搬苏联,苏联文学的译介更成为重中之重,在翻译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据卞之琳等在1959年做的统计,"仅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止,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共三千五百二十六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种数的65.0%强;总印数八千二百万零五千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数74.4%强."不仅苏联文学的代表作家几乎全部作品都得到译介,甚至一些不重要的二三流作家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
  • 摘要:1935年,当台湾作家吕赫若开始他的小说创作的时候,他向我们展示的基本主题是"对抗"——牛车所代表的农业文明与汽车所代表的工业文明的对抗(《牛车》)、佃农与地主的对抗(《暴风雨的故事》)以及因思想迥异而导致的未婚夫妇的对抗(《婚约奇谭》).在这些充满着紧张感和火药味的一个又一个的"对抗"中,不难感觉到设计这些"对抗"的作者的那颗年轻而又充满着激情的心灵.这几篇小说中的"对抗"虽然内涵不同,形态各异,但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作者强烈的"把握现实"和"表现社会阶级"的意识:《牛车》中的杨添丁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代表,他在历史前行的大潮面前惨遭灭顶之灾几乎是一种必然;《暴风雨的故事》中的老松,他与宝财之间既有着佃农与地主之间的那种被压迫与压迫的关系,也有着妻被人夺和夺人之妻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的核心则是阶级的不平等;《婚约奇谭》中琴琴与李明和的婚约由定约到毁约,其中的关键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与否.在吕赫若的最初的小说创作中,现实意识、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确乎成了深蕴在"对抗"的主题背后,并导致"对抗"主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 摘要:1949年,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分为二,内地左翼文学成为主流,台湾则相反,为右翼文学所控制,惟有香港这个"第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香港依然维持"左"右文学二元对立的格局,纯文学及现代主义传统持续发展,传统通俗文学更得以"中兴",这些都是内地和台湾无法做到的.夸张一点说,香港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传人.以下,本文从"左"与右,现代主义及通俗文学三个方面,讨论1949年后香港文学的历史脉络及其对于民国时期文学的延伸发展.
  • 摘要:《春城纪事》是常任侠1949-1953年间的日记集.作者长期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三十年代和抗战时期也有日记存世.《春城纪事》集中于建国前后作者的行止与思想精神活动,涉及大量时代信息,日记所覆盖的时段也正是常任侠从海外回归祖国、参与共和国文化建设、卷入建国初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特殊时期.日记所包含的处于新旧社会转折之际的作者所具有的家国意识、现实关切和个人心理无不泄露出一个尚在适应新秩序的"旧知识分子"的思考和隐衷.
  • 摘要:《译文》是1950-1960年代中国大陆唯一公开发行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期刊,通过对这份期刊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当时中国文坛以及文学翻译如何受到政治及时代社会因素所影响.长久以来,有关1949年以后翻译如何受政治干预的探研显得十分薄弱,相关论文多流于表面论述,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译文》(《世界文学》)这一重要期刊的研究更是非常有限.本文将以《译文》在1950年代的发展情况为个案,探讨当时的中国文坛以怎样的标准接受当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进步文学".文章将主要考察如下几个方面:(1)《译文》刊载的美国"左翼进步作家"的两类作品;(2)以霍华德·法斯特的"背叛"为例考察政治身份对文学名声的操控;(3)以兰斯登·休士为例看译入语语境对黑人文学的择译标准;(4)名家、名作的"缺席".
  • 摘要:论及40年代后期文学,不能不论及弥漫于这一时期文坛的"哀歌"氛围.一个社会整体的时代想象与情绪氛围,既是构成该时期文学的重要因素,也是透视该时期社会精神的重要指标.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中国,是一段悲欣交集的日子.1945年8月的抗战胜利,带来了欢欣,也带来了哀思;不旋踵而至的内战,更将人们拖入新的悲愤和绝望.40年代后期的哀悼文学,数量众多,影响巨大.不了解这一时期的这种时代氛围,就不能说全面地了解了这段历史,了解了这个转折时代的内在精神逻辑.
  • 摘要:海外汉学家耿德华在1980年出版了英文专著《被冷落的缪斯》,当时填补了国内外关于中国现代沦陷区文学研究的空白.今天再重新审视该书,发现它在继承前人与突破创新上,均带有198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转型时的诸多特征.这种历史过渡时期的"中间物"位置,使《被冷落的缪斯》的学术创新追求与瑕疵缺陷均带有时代特点,因此也使国内学者能够从海外中国现代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角度,再次反思海外研究的优点和缺陷.
  • 摘要: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上,阜平县高街村剧团演出了以村史为素材的十四场话剧《穷人乐》,引起轰动.针对此成功案例,晋察冀中央局发布了《关于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的决定》,指出该剧反映了边区群众的翻身过程,"歌颂了群众的英雄主义",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该决定把《穷人乐》的创作经验归纳为:真人演真事,把创造过程和演出过程相结合;表现本村群众斗争生活,为本村群众服务.这些要素构成了"我们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和新方法".决定进而要求:"各个乡村、连队、工厂、机关、学校,都应沿着这个方向,采用这种方法,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开展本单位的文艺运动."该决定刊发于《晋察冀日报》时还配以长篇社论《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穷人乐》方向"的提出随即引发根据地农村剧团自编自演"翻身戏"的热潮,并扩大为一系列"兵演兵,工演工"的实践.可以说,经由"《穷人乐》方向"的提出,发动群众自编自演成为四十年代中后期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一个基本模式.
  • 摘要:日常生活与"日常性"在城市生活中,与国家政治的"公共性"相对应的是日常性原则.日常性也是一种现代性,它产生于现代市民社会,与英国经验主义中追求"直接价值的有限合理性"的世俗化传统有关.在中国,从晚清小说开始,基于私人生活领域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便在口岸城市的文学中出现.比如,鸳鸯蝴蝶派文学中一夫一妻严格的市民伦理就体现出这一点.经由张爱玲、苏青等人,口岸城市中的日常性叙事已经成为一个小传统,具有抵制乌托邦意义系统的作用,这在李欧梵、王德威的论述中多有阐释.城市题材作品,都以从日常生活洞悉政治思想问题为模式,将日常性中的私人生活领域归之于社会“公共性”的敌人,
  • 摘要:根据学术范畴的一般原理,学术活动乃由"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所规范,而"构成性规则"是基础,也是核心.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上述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正是其"构成性规则"相对紊乱的体现.这种"构成性规则"的初步形成,恰恰是在1950年代.随着1940年代末新中国的成立,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化地块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以及外国等政治格局.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块之间的文化和文学运作以差异性的强调为基本态势,但随着汉语新文学整体性问题的凸显及被关注,这一话题的"构成性原则"正以某种必然的趋势得以呈现.汉语新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特别是语言表现能力的发展程度,在各个区域都会大致持平,体现出共同的时代风貌。这样的现象可以归结为不同区域汉语新文学的相互影响,但更深刻的原因应归结为现代汉语的内在基质及其生长、成熟和发展频率的作用。
  • 摘要:抗战时期"孤岛"上海特殊的历史情境,激发了作家返观南明抗清史,从中汲取振奋民心、砥砺自我的精神能量的热情,由此造就了"孤岛"历史剧尤其是南明史剧的繁荣.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时期因"南明史剧"结缘的柳亚子与阿英互动关系的梳理,发掘二人关系由密到疏的变动轨迹,揭示他们因对《杨娥传》的不同创作构想而走向疏远的过程.笔者认为造成两人关系疏远的主要原因是"代际"文化心理不同所造成的两人在历史观和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阿英力图以人民史观来看待南明史,作家以"主动性介入"的姿态,表现普通民众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热情;创作方法上则表现为忠实于历史的现实主义;而停留于传统英雄史观的柳亚子,延续的是《桃花扇》式的抒情、"颂美"传统,他以对殉国"烈女"的颂扬来寄寓自己的亡国哀思、身世感喟,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表现出将南明史道德化、传奇化、抒情化的倾向.这就使得两代人之间难以达成创作上的共识.从这种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代作家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差异和变化,从而加深我们对现代文学传统的丰富性、多元性的认识和理解.
  • 摘要:本文试图在理论前提的基础上,来理解莫瑞提以「小说」这个文类为例,对近代世界文学现象所作的一个表征性描述--将之视为是「西方形式影响」与「当地现实素材」之间产生的一种妥协性互动--并加以推展,从而探索下面这个问题:东亚社会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影响抵达之后,以之为楷模着手建立在地现代文学体制的过程中,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定模态?以战时台湾的特殊文学现象作为案例研究的素材,参考近年来岛内对日治时期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所得出的看法是:某些看似异常的特质,在现代东亚文化史中其实甚为常见。当然,只有在把这个社会学导向的分析架构应用到其他似乎具有结构性类似的东亚文学史时段--譬如韩国的殖民时期,台湾的戒严时期,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时期,上海沦陷期,等,才能对这个假设作出进一步的评断。
  • 摘要:本文将这些历史变动的转折点视为历史的「皱褶」(fold),亦即欲望与话语在历史时间中的蠕动,并生成为知识的权力部署.这里,皱褶被理解为各种欲望与话语的复杂运作以及在历史中形成的知识叠层,其中体现了权力的配置与主体的形构过程.在此一思维脉络下,本文透过跨语作家陈千武的作品阅读尝试说明的是,作家的翻译书写如何体现台湾文学史上一段特殊的主体化过程,以及一次自我管理与伦理主体的构成。更具体地说,作家如何透过翻译,自我以他者的复本(double)居住在自身内部,并谋划一条流变他者( becoming-other)的主体化道路。除此之外,本文也将进一步阐明作者如何在生命欲望的限制与知识权力的配置中,如何寻找权力尚未层迭化的外部,以期重新拾回盈盈的生命与历史之外的时间与记忆。
  • 摘要:因为发生在新时期的新启蒙思潮所要清理的是1949年后整个当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进程,所以,置身新启蒙思潮当中的巴金,其晚年的《随想录》及其周边文本的写作所涉及的时代话题也必然由新时期上溯至新中国的成立.由此形成了巴金晚年独特的"十七年"叙述,即对1949年后一系列重大思想文化事件的反思.
  • 摘要:要探讨书写对口头传统的影响,就需要把它还原到其生产与传承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在建国初的"十七年"里,对口相声的生产方式从口头传承转变为了书面创作.社会政治、文艺体制、美学观念等众多的因素形塑了相声的书写方式,也规约了书写的内容,最终影响到了对口相声的体裁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相声的体裁从原先非线性的开放叙事,转变为了线性叙事.受此影响,对口相声的故事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而它的语境化能力则大幅减弱.
  • 摘要:虽然在台湾与东北地区确实存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殖民主义"并未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概念.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上,"反殖民主义"却被郑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由苏联第三国际主导的各类国家组织和国际会议曾是重要的国际战线,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西班牙战场都是中国反殖民运动的重要阵地。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并没有停留在大国主导的“和平运动”内,也不完全寄希望于苏联主导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而是希望不受制于两大阵营、自己提出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以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为依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美苏冷战格局外提出了“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框架,以此结成新的国际关系。
  • 摘要:电影《祝福》拍摄于1956年,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它的摄制是技术、文化和政治错综作用的复杂过程,而最终呈现在银幕上的影像本身构成了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多重文本.在中国电影界"一五计划"的背景下,中国电影赴苏实习团为班底的团队,在《祝福》的拍摄中践行了新的技术和电影事业管理体系.这既调动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也使得国家行政力量得以深度参与电影拍摄的具体环节.19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新兴独立民族国家之间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这也使得各国的"民族文化"得到了重视和激发.在这种情形之下,电影兼具着"文化"和"外交"的双重功能.基于此,《祝福》的摄制组有对"民族风格"的强烈追求,而这种"民族风格"则是通过对"江南"这一地方性的激活予以呈现的.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形成了人们历史感觉与现实体验的分离,而《祝福》的"反封建"批判也在两个各自不同的层面展开:在历史维度上,《祝福》呈现了一个阶级畛域分明的"封建社会";而在基于现实感觉,《祝福》则对农村、农民和劳动妇女予以了诗意的呈现.后者体现出电影人自我改造的悖论,他们在认同阶级意识的前提下,却对"阶级"有着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不同理解方式,这昭示着"阶级"作为话语的历史性,及其在1950年代丰富和复杂的意涵.
  • 摘要:由于文学风潮的转变,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经历虽颇受关注,但多集中于一些有争议性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夜》等,并以此作为丁玲与革命龃龉、抵牾的佐证。而丁玲在这个阶段中“与革命相向而行”所产生的真正共鸣和精神、思想上的转变却无法得到细致的展开。不仅可以有助于恰当理解丁玲一生的“左”“右”变动,而且,对理解40-50年代转变之际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动,乃至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一些核心命题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例子。
  • 摘要:本文将以沦陷区作家梁山丁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为例,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之所以选择这一文本,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本文希望以《绿色的谷》为媒介,考察它所经历的变化过程、研究者对它的阐释方式、以及作品自身的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地方风物在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小说创作中所具有的意义、发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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