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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学术讨论会

“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学术讨论会

  • 召开年：2009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09-05-06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会议文集：“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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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作为一场涉及面极广、影响巨大的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影响反映在多个层面，但就具体的个人来说，时人特别是地方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和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还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讨。本文通过考察舒新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试图说明在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给类似舒新城这样的地方青年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影响与机遇，以及他们做出的回应和取舍。本文亦试图说明五四新文化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的“运动”，还同相关的物质层面与商业层面的因素密不可分的，更是同像舒新城这样的地方知识分子对之的接受和传播有重大关系。
  • 摘要：五四爱国运动为中国现代学生运动之始，也被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对于运动爆发后呈现出来的逐渐激烈化特征，多数研究都偏重于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强调在广义的五四运动中，对待中国文化和引进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在爱国运动中对于中国式道路的不同选择，导致行动出现不同程度的激烈化。再者，从爱国运动的发展观察，多强调群众运动就是一个逐步深入且激烈化的过程，尤为突出群众觉悟水平的局限和内外反动势力压迫的刺激。然而，对于运动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较为薄弱。为什么“经过了细心的计划”与“可观的效率和协调”的“很有秩序”的“文明”示威游行，发起后便立即趋于激烈?激进小团体活动和警察镇压只是表面因素。事实上，即使是消除了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弱点，在由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中，仍然会出现行动趋向激烈或失控现象。本文拟通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生群体行为分析，说明某些群众运动中的普遍现象。
  • 摘要：五四运动后，在部分北大师生中曾出现一种非政治倾向，主张同归书斋、潜心学问。究其缘由，或许有四点成因：(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二)教育救国与学术救国思潮的潜移默化;(三)“为学术而学术”风气的逐渐养成;(四)学生运动的流弊日益显现。这些因素最终造成一些知识界人士对政治产生了疏离乃至排斥的情绪。而从学术独立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这种非政治倾向当属另一种抉择，它诚然一时缓不济急，却也从一个侧翼执着地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事业，并使之逐渐趋于成熟、深化，故不宜简单片面予以否定。同时，由于传统观念的牵引，兼之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这种非政治倾向亦难彻底，由是更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思考。
  • 摘要：面临日本全面入侵的严峻民族危机，张君劢在1930-40年代撰作了大量关于中国新文化建设和中西文化比较的论著，本文从“中西文化与学术之比较”、“中国文化与学术再造之方向与纲领”、“新文化的具体内涵”三个方面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和梳理：张君劢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本位性，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和现代性，并以“创新存本”、 “死后复活”的方略试图化解传统、现代、古今中西的纠结;尽管张君劢在这一时期依然延续着科玄论战肇始的反思启蒙流弊、倡扬儒家义理之学的思想脉络，但他基本是以西方现代的公民道德和民族国家观念来构建中国“新道德”的蓝图，基本是以广义的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和指标。综观张君劢一生文化观的演变，存在着一种“救亡压倒‘反启蒙’”的微妙变化。
  • 摘要：“国学系”是“五四”以后国学热与大学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它实际上成了主张维护固有文化历史的各门各派国学研究者的聚合之地。各大学“国学系”讨论范围不一，或以中国语言文学为主，或文、史、哲兼顾。从学术分科发展的趋势来看，“国学系”的设立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因此其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但“国学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国学”的消失，国学的内容实际上被分解到了文学院的文史哲学系当中。透过“国学系”的情况也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一些大学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
  • 摘要：清末以来，向西方学习，以西方为价值标准，紧跟西人的变化而变化，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显著特征。有学者还指出，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五四以后，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从一个理想美好的整体分裂为“优劣兼具的复合体”，在这种“西方分裂”的语境下，中国思想界演化成“西与西战”的典型现象。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现象应该说仍然存在，并且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各种各式思想制度在外国行之数百千年，分别为一十余国者，在中国一国中却能在短短数十年内搬演殆遍，终至行行不就，百无一成。这就因为中国在国际势力的宰割之余根本自己就丧失了罗盘针，东风吹则两倒，西风吹则东倒，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在谈到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时，有人还明显带有嘲讽意味的指出，“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向来就是有如钟摆一般的动摇不定俯仰由人的。从前欧美崇尚民治，我们也就主张民治：如今欧美发生了独裁，我们也要效法独裁。这正足以证明效颦的东施，缺乏卓然自立的精神与能力。我们的思想界太随波逐流了。即使学术似乎也不例外，“学问却如走马灯。把学问当作时髦装饰，永远跟从在外人背后闹摩登样子”。
  • 摘要：五四运动与理性的关系以往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显然是一张扬理性的运动。《新青年》宣传人权、科学、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平等、都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即理性主义或理性精神的内容：批判传统的封建迷信，也是一种理性行为;甚至五四政治示威也是理性的爱国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并从事革命，也是社会思潮发展和对比流行的各种进步思想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另一种意见认为，五四政治示威是由外交失败引起的非理性冲动，干扰了文化启蒙;五四进步精英全盘反传统，或说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文化，打倒“孔家店”，都带有非理性色彩。
  • 摘要：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大事。每当五四周年来临，海峡两岸一般都会办一些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今年也同样如此。在中国大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都照例举办了这样的学术活动。而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也在五四的当天，召开了一天的学术会议。虽然在台湾，前几年由于政局的变幻，从社会到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时有起伏。但今年近史所的会议通知，还是这样开题：“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五四」永远是个说不尽的话题”。这一“说不尽”的说法，十分真切地展现了现代中国人和中国学人的“五四情结”。
  • 摘要：众所周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他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篇重要文章，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这篇文章，学术界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论著甚多。但关于该文的撰写时间与撰写过程，以及与《新青年》6卷5号的编辑、印行和出版的时间等相关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 摘要：不知从何时起，“自五四运动以来”，已成为固定的叙述模式，描绘个人的成长，揭示社会之变迁，似乎都离不开这样的开篇。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都在明示“五四”的影响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岭地位。近些年，情况才稍有所变。不仅有学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更有学者强调，“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无疑的，将这两个时段打通，多少可以从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识“五四”(自然还远谈不上“长时段”)，也动摇着历史叙述的架构。不宁唯是，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问题，也进入学者的视野。
  • 摘要：本文从四个角度阐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儒学。一、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新人生论；二、 “打倒孔家店”；三、陈独秀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不受政治和权力左右，畅所欲言地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百家争鸣演变的结果，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一家独鸣了近两千年;而新文化运动则结束了孔子的文化专制，儒家霸权不再，圣人走下了神坛。似乎百家争鸣和新文化运动都是为了一个孔子。孔子之神力可谓大矣!以至于在五四90年后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还要思考孔子问题，还要研究孔子文化的改造更新，还要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孔为镜，去汲取经验和养分。
  • 摘要：本文从以下方面介绍了“五四"的时代精神状态及其对后来教育思想的影响。一、五四：“观念的时代”；二、政治与学术之间；三、后五四的教育思想状态。
  • 摘要：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五四运动”这一名称，至今亦已90周年。它被标识为中国青年的节日，则已70周年。90年来，针对“五四”的著述，可谓叠床架屋，数不胜数。中国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对“五四”的探究与纪念，就因为它是破译现代中国历史奥秘的一把钥匙。诚如著名的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周策纵先生之所说，“不了解这个运动的源流就不能充分理解现代中国的本质、精神和脾性。”
  • 摘要：在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演进中，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呈现出若干“节点”，所谓节点，即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阶段性或大变动的关键时段。这些节点有以经济为主的，如洋务时期：有以政治为主的，如辛亥时期，也有以政治与文化为主的，如戊戌维新时期;还有以经济、政治、文化为主的，五四时期即是之一。诚如先师彭明先生所言：“回顾五四前后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说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是并不为过的。"1中国社会转型五四是一个特殊的阶段;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五四同样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尽管现代化理论早已不再流行，但正如科恩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研究及民族主义研究中，把传统与现代假定为两个连续的相互排斥的时代的做法却一直延续了下来。"2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审视五四时期对民族主义的建构，无疑会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本文拟从民族主义内涵、形式的文化建构、形塑到政治建构的实践乃至经济背景的检视等作全面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 摘要：从戊戌、辛亥到五四，新思潮逐步发展，或多或少地渗透于大众文化，但其情形较为复杂，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文化沟通并非随新思潮的发展而增强。在京、津、沪等新思潮的核心地带，入园看戏仍是近代市民的主要文化娱乐，两者不免发生关联。一些论著提到，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高涨之时，戏剧舞台上出现了关怀时事的“改良新戏”，且颇有社会影响，但据笔者考察，这些“改良新戏”并非京剧主流，而且在民初以后衰落了。1917年至1919年，《新青年》等刊物发动讨论戏剧，批评或否定了京剧，相关讨论延续至20年代。五四思潮与大众文化、或者说士庶文化的复杂关系至今仍扑溯迷离。本文以京剧舞台为个案，探讨新思潮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冲突和歧异。五四思潮对京剧的冲击异常激烈，对京剧改良更是意义重大，但它与京剧舞台只有表层的、局部的契合，两者根本取向存在显著歧异。透过考察京剧舞台，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五四思潮的社会影响，进一步认识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
  •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提倡社会公开、自由恋爱等两性关系的新理念。然而，在当时比较封闭的社会里，社会公开是很难做到的。正在这个时候流行起来的征婚广告被认为实践这些理念的一个好办法。不过，征婚广告的出现与社会公开的提倡本来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且，1923年发表的《征婚与自由恋爱》一第一次把社会公开和征婚广告结合起来的文章一从社会公开的观点来反对征婚广告。《申报》上确是有明确提出新婚姻观的广告。然而，仔细看《申报》上的征婚广告，有的广告征妾，有的广告声明通过两方家长的协议决定婚事。征婚广告未必能够反映新的婚姻观。不同立场的人怀有不同的目的来利用征婚广告。征婚广告既可以体现新婚姻观的理想，又可以促进旧时婚姻的完成。
  • 摘要：概括、化约和抽象是做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但是我们经常会忘却概括、化约和抽象出来的历史面相是不够完整的，从中得到的历史认识也仅是一种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知性认识。这一类认识有时确能提供很深刻的历史洞见，但往往也会遮蔽掉不少东西，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就是其中很有趣的一个例子。这样提法本是一个几乎永远挑不出毛病的推论，因为难以想象撇开过程如何去谈历史。但它在文学界和史学界的流行和接受程度如此可观，实有其原因所在。
  • 摘要：将五四界定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导源于这次文化运动的主要创导者之一陈独秀的近代中国封建说。故今天我们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史属性，当从对于陈氏说的反思入手。
  • 摘要：五四民主主义潮流多大程度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那个时代依然人数众多的旧士人群体又有怎样的作用?民主主义思潮、五四爱国运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本文以《徐兆玮日记》为视点，致力于考察五四时期(1915～1919年)以常熟为活动中心、以常熟至北京为活动半径、涉及徐兆玮以及周遭近百位士大夫知识分子所形成的群体及其思想。这里，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士大夫知识分子”，是因为这些人多在废除科举之前得到功名，曾经在清末民初体制内有所担当，且是享有尊崇地位的乡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属于旧士人。然而，他们读新书、一定程度上接受新知：关心时政、积极参与清末民初的政治改革;主导乡间移风易俗的社会改良并享有盛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迹近新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新旧合壁，趋新保守兼容，凸现过渡时代的特色。
  • 摘要：五四时期以学生为主体的《评论之评论》杂志，在多元话语下开放性地研讨社会主义，其发起者与主要撰稿人并无一致的信仰;《评论之评论》对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同声音，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杂志首倡革命文学，开启左翼文学文学工具化的传统。虽杂志激进化价值取向明显，但仍秉持办刊宗旨，对不同的声音持开放态度。对俄国革命模式的向往与批判并存于刊物言论当中，正是20世纪自由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彼此竞争、对话的反映。
  • 摘要：五四初期的林语堂因为国学知识的贫乏，面对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之后便开始了国学知识的补课和海外留学生活。1923年回国后很快便投入了又一轮东西文化的讨论中。虽然发表的文章不多，但是他站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角度评论中西文化，主张中西互补，反映了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思考。
  • 摘要：陈独秀1919年的《北京市民宣言》，未有人作过专题研究。新文化运动亦教导国人识别国家的目的与情势是善是恶，孕育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主张该爱的应是自卫的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该反对的是戕贱人民，出卖民族利权的国家和侵略别人的国家。《北京市民宣言》是对五四运动的总结，提出由人民直接制裁社会国家的黑暗，由学者、商人、劳工、军人提出要求，和平改造政府;继则以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征服政府。都是和平的根本改造而不是推翻政府。
  • 摘要：五四运动，以其“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而永载近代中国之史册;五四爱国运动，无疑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里程碑和高潮标志。90年来中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和近20多年来中国思想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已足以证明之。但是笔者认为：对于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源流问题，在迄今的有关研究中，仍然还是比较薄弱的。本文借鉴部分学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源流的研究成果，拟从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中，论述五四爱国运动在政治思想上的“起源”与“流向”问题。
  • 摘要：中国史学从晚清以后开始渐显区别于古代史学的若干“近代化”特征，王国维说“道咸以降之学新”1，其中“以降”二字的历时性意味颇为明显，即指中国学术自鸦片战争以后在新旧中西诸种因素影响与制约下的趋新过程。事实上，学术变化较之社会变化往往更为平缓滞后，即使19世纪后期被李鸿章称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然而史学的“近代化”依然若隐若显，直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史学的真正“变局”才终于形成。
  • 摘要：群众性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是五四纪念的必然组成部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当年运动本身的过程、人物，和时代意义、总体评价等。不过，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五四运动之后不同阶段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组织形态、运动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对象。因为任何一场运动，尤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革命，更能体现其价值的正是它对社会演进的深刻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聚集了众多五四当年闯将、五四精神薰陶下成长的知识精英，和高举五四旗帜后来人的西南联合大学为载体，就这个问题做以初步介绍。这不仅由于西南联大与五四有着天然的特殊情结，也不仅由于这所高等学府是抗战时期学术教育界最重要的思想园地，更由于师生们在抗战建国形势下对五四精神进行了许多有着许多重要的新思考与新理解。这些，对研究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无疑具有极为典型的解剖价值。
  •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及其致力文化传统改造及现代观念传入的本质，以及五四后中国社会思潮从“侧重个人解放”到偏向“集体主义时期”的逆转，赋予了当时代成长起来的“战国策”派知识群体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及1930—1940年代中期欧洲战场的烽火和中日战争艰难境况的影响，他们认为：世界进入了“战国时代”，对于国家、民族的现实需求而言，作为“春秋时代”理念体现的五四精神必须进行变通，现代性价值的坚守是第二位的。“战国策”派学人从对五四精神的批判切入，进而反思中国现代思潮无助于救亡的虚妄性，试图昭示时代需求与价值内核间的深刻矛盾;他们继承了五四对国民性改造的精神，沿着“尚力”之路，结合尼采思想强调“力”及“英雄崇拜”，批判宋代以来中国“无兵的文化”及“德感主义”，希冀通过对“民族文学”的倡导，培育民族意识以适应抗战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战国策”学人开始批判“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倡导“集体主义”理念，视自由主义思潮为民族精神凝聚的大敌，并理想式的设想战后自由主义体制的自然复归。战国策派学人对于五四精神的批判及继承，在近代中国救亡需求的现实面前发生变异，产生了技术性选取的扭曲。对于这一精神指向的变异而言，“战国策”学人群体是一个相当典型但并非唯一的案例。
  • 摘要：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五四运动之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和不同地区的华人，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重构五四历史、诠释五四意义，纪念五四精神。过去学术界比较少关注五四运动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回响以及海外华人对五四运动的记忆。本文将以新加坡地区多家华文报章的报道和纪念文章为主，讨论五四运动如何被报道和如何被定位，以及五四精神如何被宣传。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是在五四事件发生后的20年间(1919-1939)，文末也会略论近年的五四纪念。从这些报纸中出现的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和纪念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新加坡华人社会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和记忆的窗口，从这扇窗口中未必能看到的五四的“真面目”，但是却可以帮助理解五四精神在新加坡，甚至在海外，是如何被传承，又是为何被重构，从而加深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和记忆的认识，以及扩大认识五四运动的新视野。
  •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人的价值发现与人的个性解放。五四启蒙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倡导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提倡个性主义，将国人从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解放”，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0年后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澄清有关个性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
  • 摘要：近数十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者，多从肯定方面加以研究，加以论述。有人或许以为他们不承认新文化运动有其负面的影响。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者，自然是从否定的方面加以研究，加以论述。人们认为他们完全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意义。rn 上世纪晚期以来，有人提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这无疑是一个很不错的提法。但问题是在于如何继承?如何超越?rn 若论到如何继承，首先要明确继承什么。我想，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应当是科学与民主。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分子们，都把这两者看成是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 摘要：五四后，随着“新文化运动”一词的产生，出现了一场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热烈讨论。时人在概括身在其中的新文化运动本质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根本出路等重大的问题，并最终逻辑地引出了关于运动发展趋向的三个不同取向：普及文化、提升学术与转向社会革命。从其后的历史发展看，三者虽不应等量齐观，但无疑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新文化运动不仅催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善果;而且，从长时段看，新文化运动依文化发展自身的逻辑，沿着普及与提高两个向度即纵深发展，终至成为常态，实有力地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从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说，它同样为中国现代文明政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期起作用的“非政治的”即文化思想的基础。
  • 摘要：在民初复辟逆流中勃兴的五四反孔运动，实为明末以来学术“复古”的延续。学术变迁之所以走剑“反动”孔孟这一步，一是学术发展的惯性使然，二是原始儒家神秘性褪去的结果。当儒学的内核在价值层面被否定后，“复古”的对象或用以实现“解放”的思想凭借，便只能从儒学的外部去获取，由是便有子学和西学的相继兴起。“五四”新文化者对反孔合理性的论证与之前的“复古”基本同调。当西学丰富或更新了中国人的“复古”资源库时，反孔的力度就越显强劲。“以复古为解放”的学术变迁最终告别孔孟，步入后经学、后子学的时代。
  • 摘要：胡适的大部分英文作品是以中国文化为主题。从胡适博十论文所表现的主旨看，从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诠释看，从胡适中西文化观前后期的演变看，从胡适在英文语境中与西方汉学家的对话看，胡适在英文作品里倾注的核心主题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的这一历史观既表现了他的民族主义情怀，也反映了他对现代化的基本认识，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含和复杂的历史境遇。
  • 摘要：看到题目，可能有人以为我是写错了字，五四运动明明是在中国北京，怎么会在日本东京呢?其实没错，我今天要讲的正是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游行示威斗争的史实。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应该成为五四运动史上值得记录的一页。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日本侵华有着密切关系，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理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其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派兵两万多人登陆中国山东，占领了胶州湾等地。1915年1月日本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妄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1918年5月，日本还迫使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
  • 摘要：社会文化不是一般泛泛的概念，而是一个特定的学术概念。所谓社会文化是指外在的社会生活与其内在的观念意识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一般说主要有四大类型：一是社会生活变化引起观念意识的变化：二是观念意识变化引起社会生活的变化;三是社会生活变化但观念意识未变;四是观念意识变化但社会生活未变。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同情况对人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汲取哪些经验教训，这些就是社会文化学或社会文化史要解决的问题。社会生活是指人们为了维系生命和不断改善生存质量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观念意识是指人们面对社会实践，通过思维活动而形成的思想观点。社会生活与观念意识在不同的时代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和内涵是不同的，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演化。
  • 摘要：长期以来，五四运动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累积的相关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近十年来，随着学术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亦日渐深入，取得了大量成果。为便于大家了解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拟对近十年来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基本状况作一简要评述。
  • 摘要：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峰点，过去已经90年了。五四时期为了富民强国的激烈争论犹在耳边。论战中的折衷调和观点始终不断，不过它们每每受到批判和责难。在今天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恰遇世界金融海啸，它引发了全世界的思考。也是我们一个冷静思考、适当调整、以利再战的好机会。我们读读孙中山、李大钊等的忠言，领略先哲们睿智的调和论，调整一下思想方法不无好处：“宇宙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共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们应该解放思想，不必一听调和、中庸就害怕，就心生疑虑。其实调和、中庸是高境界、大智慧，只有通过中庸调和才能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不可能走向单一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回到单一的计划经济，取二者合理内核调和创新出中国特色的新模式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摘要：今天，在中国语圈使用的汉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在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一部分国家使用的简体字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二是通用于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社会的繁体字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前者是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所制定的文字。如其名所示，简体字是把复杂难记的汉字简化为正字(标准字)。当然，这并不是说多达数万的汉字全部简化，而许多繁体的旧正字仍旧保留通用。另外， 1980年代以来，随着回归于传统的潮流，在商品广告、招牌和名片等方面，繁体字的使用有所增加，最近又是来自天津的某全国政协委员在2009年两会上提出恢复使用繁体字的提案，引起了汉字繁简统一的热烈讨论。据这位政协委员说，恢复繁体字有三个理由：(1)1950年代简化汉字太粗造，违背了汉字的艺术性和科学性;(2)以前说繁体字太难学，太难写，但是现今电脑普及，不存在这个问题了;(3)恢复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1。虽然如此，到目前为止，在传媒和公共标识上仍然严格使用简体字，中央政府也对繁体字的过度泛滥屡屡发出警告，尽力控制繁体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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