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尹师鲁墓志》引发质疑的逻辑与史实

摘要

墓铭文字既要面对“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异”的情感寄托，更需坚守“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的信史原则，其撰述过程往往牵涉到经学、史学与“古文”创作关联互动的深层逻辑。欧阳修所撰《尹师鲁墓志铭》所引发的争议，既隐约反映出欧、尹等人“以同而异”的史学取向，更集中体现着欧阳修“意主文章”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的著史风格。《墓志铭》文在称述尹洙“倡道”功绩方面颇有“所惜”，盖与尹、欧之间的学术分歧密切相关。尹氏着意效法《春秋》之“微言大义”，并倡言国家应“以明经为上第”，其经学理念与欧阳修、孙复、石介等人“弃传从经”、“以己意言经”者背道而驰。至于师鲁文章“简而有法”的评述，既是欧阳修“每夸政事，不夸文章”的惯常做法，更隐约透露出此公不肯就“古文”一事少让于尹洙的微妙心态，其深刻复杂的人格动因及精神内涵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