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功能异化与渐进回归——兼论“后户籍时代”政策议题

摘要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除发挥其本位职能外,还被赋予了本不应该由它承担的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功能,功能发生了严重异化,主要源于对其社会控制职能的无限放大.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变化、城市福利体系改革,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共同构成了户籍功能渐进回归的主要推动力量.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从“控制体制”回归“登记体制”,中间仍要经历较长的过渡期.与三种体制相对应,“社会控制论”、“社会治理论”和“自由流动论”具有较强的解释效力.新一轮户籍改革中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行政裁量权,城市层级体系优化,特别是城市资源配置的均衡发展,以及财政体制成为影响“后户籍时代”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