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兼评刘知几的'二体并行论'

摘要

编年体虽经干宝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5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史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知几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