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道與抒情:明清之際散文發展的兩種論述兼論古文與小品之關係

摘要

新文學運動時期周作人不滿一般論文學史者對明清散文發展的論述,認爲他們一來抹殺了晚明小品,二來以桐城派概括清代文章太過籠統。因此他標榜晚明小品,推崇公安派的文學觀,甚至引爲新文學運動的同調。他的這一觀點影響巨大,後凡論述明清散文者無不論及小品文,衆多文學史著作也開始重視明清散文,且尤其推崇小品文。然而實際上這一現象的形成有一個發展的過程,背後涉及到了載道與抒情兩種文學觀之間的角力。兩種論述之間何者更爲準確?如何較爲客觀準確的描述明清之際散文的發展,以及古文與小品之間的關係,成爲了問題。本文擬從周作人對明清散文的論述切入,梳理前人對明清散文發展的兩種論述,並揭示這兩種論述背後的文學觀,從而指出周作人二分“言志”與“載道”的論述儘管未必準確,但對論述明清散文發展仍有重要意義:分析明清之際小品文作者的古文觀與古文家的小品文創作,可以知道小品與古文的關係並不如周作人所描述的那般對立,然而周作人所强調的“言志”與“載道”的緊張關係,正正是明清散文演變的内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