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精英冲突与社会动乱——欧亚早期现代国家的国家危机与革命

摘要

本文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戈德斯通是何种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者;(2)人口增长是否现代早期国家危机与革命的关键因素;(3)资本主义是否是现代早期国家革命与贫困的罪魁祸首.戈德斯通认为,自己的“周期性社会压力”模型或者说“人口/社会结构”模型优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兼顾了国家作为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自主行为主体的面相.人口增长促发了现代早期的国家危机与革命,但其作用机制在于周期性的人口增长会导致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早期国家因财政基础建立于土地和农业税(直接税)之上,而爆发了政治制度(财政税收)、社会制度(精英流动)、经济制度(社会实际工资和就业)的全面崩溃和危机.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相反,戈德斯通认为,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欧亚各国的国家危机中也是难以找到阶级和阶级冲突的,危机与革命发生是因为旧制度缺乏弹性,而非资本主义这个新事物的出现,资本主义与现代工商业反而是现代国家摆脱周期性危机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