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上海劳工识字教育运动

摘要

1930年代,上海的劳工教育最初是游离于国家政治之外的公益活动。训政启动后,新生活运动不断深进,掌握劳工教育权成为重中之重,官方监督、资方办理的识教模式应运而生。上海市政当局成立的识字教育委员会,期望通过分级分区的上下联动,以及精密的宣传与调查,乃至现代警察力量,确保文字教化高效推进。然而,在以公民训练为旨向的运作空间中,工商团体与政府的合作也面临多重的利益协调,劳工识字教育最终成为一场低效的强制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