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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语用转向后重提语义表征?--以戴维森和布兰顿为例

摘要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对语义的理解经历了从指称关系到语用推论、用语用层面的共识代替语义层面的表征的“语用转向”。本文将通过考察戴维森和布兰顿的语义学方案阐明,试图在语义和语用之间做出选择的理论视域是狭窄的。戴维森意在阐明,为了让解释者和说话者共同意指某个公共事物或事件,世界和语言之间必须存在某种更为基础的同构性。基于同样的诉求,布兰顿认为我们必须在推论实践的终点用清晰的逻辑表达语汇来刻画语义推论的表征维度。从一种更为整全的语义观出发,他们尝试在语用的语境中重新讨论语义表征,从“语言使用者在世界中”的图景出发探讨语言和世界的深刻关联。这些思考从根本上表明,关于语义的探讨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转向”,而是一个将各种因素都纳入考量的开放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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