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张爱玲以当时出访台港的旅行经历为蓝本,创作了英文游记A Return to the Frontier,而近年出土的《重访边城》,则是1980年代初与其“差异极大”的中文重写(而非翻译).台港何以被命名为“边城”？“重写”基于何种方式和隐哀？本文旨在对“边城”书写所容纳的现象和问题展开细读和讨论:通过对“福尔摩沙”“罗湖桥”两个文本符码加以提炼和考察,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实际是在殖民历史语境、读者阅读期待、冷战意识形态等西方认知框架下,策略性地将台港对峙为“政治边城”;《重访边城》在笔记、游记的文体互动模式中完成“重写”,并通过借鉴《易经》等方式,将台港重塑为“文化边城”.张爱玲以不同的立场、角度与方法,对台港形象的“边城”身份作出定位和调整,这不仅为考察其海外书写和晚期风格提供了一个全新而细腻的典例,还得以在作家形象层面上,建构出一个与1940年代上海创作“轴心期”对话的“边城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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