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

摘要： 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初版于1944年12月,张爱玲亲自参与出版设计,亲自绘制插图。对《流言》图本的价值进行探寻,可为研究张爱玲的文学观提供新的思考角度。文章从《流言》雅俗共赏的审美价值、“明星效应”的商业价值和图文互文价值三方面阐释《流言》的图本价值。

摘要： 张爱玲的小说让读者有一种特别的听觉感受。这是因为张爱玲从小接受了专业的音乐培养,再加上她自身具有良好的音乐天分。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张爱玲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受到了音乐思维的影响。音乐艺术在其小说中有显性和隐性两方面表现:显性方面,张爱玲直接套用音乐术语、音乐活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渲染环境氛围;隐性层面,她将音乐织体结构嫁接到小说的形式中,丰富了小说的表达技巧。另外,其小说语言还具有别样的音乐美。这些都是张爱玲小说的风格所在。

摘要：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批评了《倾城之恋》的文学价值,也掀起了四十年代张爱玲研究的热潮,张爱玲则以《自己的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文学立场,从文学思想、创作理念、创作个性、雅俗文学四个方面来讨论这场“误读”与“反驳”,认为文学中的“雅”与“俗”是共存而非对立,创作者应有更大的创作自由,不必拘泥于一种理论体系和文学评价标准,这样才能呈现雅俗共赏的文学新局面。

摘要： 张爱玲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出发,深刻剖析了女性在时代潮流中思想的觉醒和转变。小说中女主人公白流苏将爱情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执着于婚姻这处安身的港湾。而男主人公范柳原将爱情看作是精神契合的享受,无意用婚姻束缚自己。这种掺杂着现实考虑的爱情故事在文学史上很少见,却多了些烟火气,也更贴近普通人,特别是作品中传达出的女性唯有独立才能收获幸福的爱情观更是值得当代女性深思。

摘要： 张爱玲的“反戏剧化”是基于“求真实”的文学观和生活观而形成的,作为这种追求在其文本世界的实现方式,“参差对照”手法打破了种种对立性元素之间的壁垒,消解了绝对、极端、形而上的思维模式及其导演、编排的“生活的戏剧化”幻觉,通过对人间本相的还原实现她“为普通人写传奇”的目标。在制造传奇或者陌生化效果上,张爱玲的“参差对照”手法与布莱希特的间情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以写(现)实性对抗“世界逻辑化”,以生活间离先验,以现象拆解本质,这种反本质主义实质使他们的创作具有了一定的后现代倾向。张爱玲的文学观念及其现代传奇的后现代质素,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为数不多、值得重视的感知世界的方式。

摘要： 20世纪初的战争灾难带来了“世纪末”的情绪,西方作家不约而同地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个废墟世界,使废墟意象成为人类经验的普遍隐喻。而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存在废墟文学的土壤,张爱玲凭借着自身敏锐的感受力和对外国文学的自我接受,创造了具有废墟美学风格的文学作品,触摸到了西方废墟美学的脉搏。废墟文学书写着现代社会的流离、现实与传统的割裂,体现了人们思想的迷茫和心灵的绝望,表现了中西作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切忧患与思考。通过废墟书写,中西作家重新赋予破碎世界以新的意义。废墟是对时间的记忆,也是一种唤醒过去、记录当下的载体,时间成了过去在现在里的显现,在现在中被认知。因此,中西废墟书写通过一个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以寓言为其表征形式,表达了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救赎愿景。

摘要： 【张爱玲对《毛毛雨》偏爱有加】1933年,在上海刚搬进一所新租洋楼的林语堂,心情颇为愉悦,洋楼后面是一片荒园,看出去枝叶扶疏,林鸟纵横,林语堂觉着在上海能找到这样的景致,“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发现”,不由得令他“想到避暑的快乐了”。于是他伏案写了一篇《说避暑之益》,文中提到当时上海的“洋楼租户”们的避暑习惯之一,便是要带上一架留声机,无论是轻便易携的盒式,还是稍显沉重的台式,“由是你可以听到年头年底所已听惯的乐调,如《璇宫艳舞》《丽娃栗妲》之类”。

摘要： 与张爱玲的“双城记”相似,葛亮同样热衷于对“家城”和“异乡”的书写。两位作家均关注都市生活,将笔触深入日常肌理,与此同时,葛亮的城市想象又有新变之处。葛亮突破了张爱玲笔下都市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城市想象的空间由封闭变为开阔,时间也由静态变为动态。他一改张爱玲对时代和历史的规避,在凸显影响人物命运的历史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人城相生的书写方式。相比之下,葛亮的城市想象更多地承续了新文学启蒙的火种,由乱世中的悼亡转为时代洪流下的缅怀。

摘要： 张爱玲采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译介策略,注重东方文化的阐释与书写,作品《金锁记》自译成《北地胭脂》。但由于当时中美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美国沉默的一代又抗拒《北地胭脂》中略显沉闷含蓄的东方主义意象,英语世界更倾向于现代性与流行性。针对《北地胭脂》的译介接受困境,笔者认为其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启示价值有三,首先,文学作品译介应强调人类性,普世性与民族性共融,淡化政治元素。其次,通过比较的视角增强文化理解与可读性,避免刻意迎合东方主义。最后,文学作品通俗性、趣味性更有利于传播,可提高作品译介与传播的成功概率。

摘要： 伊迪斯·华顿和张爱玲是两位文化背景不同、年代相近的女作家,二者的作品在选材、主题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有许多相似点。文章以《纯真年代》和《倾城之恋》为例,通过对伊迪斯·华顿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创作主题和创作视角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两位女性作家创作共性。

摘要： 夏志清先生在谈到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时认为:"《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的可怕."以"道地的可怕"概括张爱玲小说的"中国性"特质,不能不说相当准确且富有见地."道地的中国人"身上折射出的,应是一种纯粹而本真的"中国性".但颇为吊诡的是,张爱玲之所以能将这种"道地的中国性"揭示出来,不仅与她亦中亦西的独特生活环境和那个既新且旧的剧烈变革时代息息相关,也与她常常跳出"中国"之外,自觉地以一种西方化的现代视角对传统中国社会加以审视不无关系.本文试图结合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沧桑剧变,从文化离散这一视角重新回顾一下"张爱玲现象",并对其文学及文化史的"典型"意义加以初步探讨.

摘要： 作为张爱玲后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浮花浪蕊》存在着多重阐释的意义空间.小说对"离乡"主题的演绎显示出张爱玲后期创作的政治意识与家国情怀.小说将作者的生命体验和家族记忆内化为叙事结构,并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改造.《浮花浪蕊》的丰富内涵与创新意识凸显出张爱玲后期创作的美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摘要： 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在中国现代战争文学谱系中虽非主流,却也足够另类.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中期,当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作家们普遍把目光投向乡间田野为代表的战场,张爱玲选择了1940年代的沪港沦陷区;当军(士兵)、民(农民)成为战争文学的英雄主角,张爱玲关注的是都市中"软弱的凡人";当追求史诗与壮剧成为写作主流,张爱玲却孜孜于通过"全不相干的事"捕捉另一种"时代的总量";当作家们以大合唱的方式讴歌英勇善战、流血牺牲,张爱玲却对战争中文明的停滞或倒退极尽反讽之能事.

摘要： 分析了张爱玲作品中的合肥方言语汇,认为这与她的成长过程和家世背景有密切的关联.自幼与皖籍人士的生活接触使得张爱玲熟悉合肥方言,表述这些语汇的语音也成为她口音的重要部分,即便在她已经能掌握上海话之后,在表达生活情绪时也还会自然地使用合肥方言.成长过程中父母之爱的缺失使得张爱玲唯有通过"寻根"去修补这份缺失,合肥方言之于张爱玲是对"我是谁"进行纯粹默想的情感方式.籍由合肥方言,张爱玲在创作中渐次敞示她内心的真相.另外,浅近而真挚的方言语汇亦成为其语言风格的构成要素之一.

摘要： 思考人类学大视野中的故事变异与永恒问题，来自阅读本雅明论文《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产生的疑问。故事始终与人类相伴随，纵向地看，语言是故事发生和依赖的基本条件，有了语言就有故事；横向地看，任何历史阶段和意识形态中，故事活动均渗透人类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各方面；从文学内部各种文体来看，不仅小说讲故事，其他文体如散文、诗歌等，各自以不同方式也在讲故事；故事不仅遍布于口头和书面，而且具有同一故事类型的某些母题，从口头移动、传递到书面文学。但故事始终与人类相伴随的根本原因，它是感性认识对象，可满足人类对意义的需求，具有适应人类需求、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特性。通过从故事信文和语境—故事实体之区别、讲故事的人—传递经验与传递体验、倾听和阅读故事的人—从知道到感悟的心理机制及其社会条件、故事的信码—故事讲述人的语言规则等多方面对列斯科夫与张爱玲进行比较，说明列斯科夫的故事是传统故事，张爱玲的故事是现代故事。最后，作者阐述了故事的变异与永恒问题的基本看法。

摘要： 《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张爱玲修改最多的小说.小说的修改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其表现"人生安稳一面"的立场,更将上海纳入西方/中国、现代/传统、都市/乡土的多重视野下予以观照,在更丰富的层面建立起都市与人复杂的心理联系,凸显出强烈的都市自觉.考察《桂花蒸阿小悲秋》的版本,既能揣摩到张爱玲对艺术苦心的追求和提升,也能观察张爱玲上海书写的独特性,欣赏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复杂面相.

摘要： 张爱玲先后把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翻译为国语和英语版，兼具语际和语内翻译的贡献，为现当代文学翻译史上不可多得的案例。1967年，张爱玲得到哈佛大学瑞克利夫研究院访问学者计划的资助，开始以英文翻译《海上花列传》，第一、二章在1982发表于《译丛》(Renditions)。2005年，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在孔慧怡的修订和校正之后，终于得以出版。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富裕，她争取成为美国作家，也没有成功。无论创作还是翻译，她的写作行为或者有糊口的目的，却都忠于自我的趣味。张爱玲很清楚《海上花列传》并没有很对西方读者的口味，她曾经说这部小说“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选择用英文翻译《海上花》，对张爱玲来说饶有意义：不但代表中国小说家的选择，也蕴含上海人的身分自觉。身在祖国之外的张爱玲，将之译介给英语读者时，实际上跨越了多种时空和身分的界限。本文将以发表在《译丛》的两章为中心，辅以近年出版的英译足本，结合张爱玲的生平资料，从语言和身分两方面探讨张爱玲写作这部译著的用心。

摘要： 张爱玲《金锁记》里的“金锁”的内涵似乎是没有疑议的，小说中仅有的两处的关于“金锁”的文字都将其解作“黄金的枷”，意味着“金锁”就是指黄金的枷锁。当张爱玲本人亲自把《金锁记》译作英文并发表的时候，她所选择的译法也就是The golden cangue——“黄金的枷”。可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金锁”并非“黄金的枷”，而首先是指黄金的(匙)锁亦即goldon lock。它是富贵、幸福等美好事物的象征。最著名的金锁典故，则是薛宝钗的金锁，“金玉良缘”也是《红楼梦》当中最广为人知的说法之一，熟悉《红楼梦》的张爱玲必定很清楚这一点。由此就有理由推定，张爱玲通过赋予“金锁”这一有着非常确定的文化内涵的习语(黄金的匙锁)以新的内涵(黄金的枷锁)，将寄托着祝福的“金锁”革变为砍杀人的“黄金枷”，是在对这个传统习语作一种戏谑或曰反讽式的处理。有趣的是，这种写作手法还表现在张爱玲其它很多作品里，尤其是一些小说的题名，譬如《倾城之恋》的“倾城之恋”、《色，戒》的“色，戒”而非“色戒”。张爱玲本人所译的The golden cangue，就此而言便丢失了本来的反讽意味。

摘要： 本文以《半生缘》和《怨女》为例，详细论述张爱玲在创作上的艺术风格——“出走”之后如何“归来”，以及“归来”后的精光内敛，岁月留痕。张爱玲上世纪50, 60年代的小说创作，清晰地呈现出一条从“出走”到“回归”的线索，可能“出走”时心有不甘，“归来”后也回不到从前，但仍可以把它看成是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的选择，也是女人张爱玲的命运之路。

摘要： 周作人与张爱玲,在《亦报》空间的"对话"、"互动",隐秘而吊诡.张爱玲满怀炽热之情,借《亦报》向周作人呈奉"美意",暗中或为得到曾经的文坛盟主的提携."世故"的周作人并不"领情",而是言语隐晦婉曲,意思飘忽闪烁地两次点出《十八春》的"死穴".穿越时光的隧道,敞开历史的烟尘,洞烛幽微,掘其内蕴,可见政权易帜之际,前朝遗民在历史大变局中,牺牺惶惶的生存状况.周作人偏爱的始终是废名那一派，深藏不露，淡而有味，历久弥香。苦雨斋老人的趣味风格之类，言辞热烈、奢华的张爱玲，未必在“示好”之前，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受此冷遇，反应如何，《亦报》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但是，周作人与张爱玲的“互动”，仅就止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