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性起源与“四气”药理说嬗变的医史学研究

摘要

本文研究的内容为中药传统的药性理论。文中前言部分对文题关键词进行了界定和分析。鉴于古代“药性”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含义复杂,实际用法多变,因此本文将所研究的“药性”局限于狭义范围,即由药物内在物质所决定的,与药物产生效应相关的药物毒性及寒热之性等。其中“四气”药理说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四气”一词作为药性寒热理论总称,原始出处明确,含义鲜明。本文文题中,将“四气”所包含的药物理论视为一种“药理说”。“药理”在文中所指的是中药传统的药理说。虽然当今普遍将“药理”一词特指西药药理学,但由于该词在历史上就是中医药固有名词,本文属于探讨中药药理历史的专论,所以尊重历史事实,在文题中仍使用“药理”一词。
　　 “四气”药理说在历史上的发展并非直线性地由少到多、由简到繁。金元时期的“四气“药理已经被赋予《神农本草经》所言之外的内容。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本文使用了“嬗变”一词,意在提示“四气”药理具有比较特殊的演变过程。
　　 在完成“四气”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之后,本人发现目前该研究的薄弱环节是缺乏严谨的史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忽视史料的甄别,史料年代不明；忽视搜集年代相对比较明确的文史资料；忽视对药性理论发展具体过程的系统研究,文献资料占有不够全面,等等。
　　 本人博士生在读期间,曾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中子课题(“中药药性成因研究”),及《中华大典·药学分典》课题,得以收集了大量的医药古籍资料,以及文史方面的一些材料。
　　 因此,本文撰写过程中,按照医史学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从医药、文史等各方面的文献中搜求年代确切的可靠史料,并对史料进行甄别、遴选、利用。正文按时代先后对古代药性起源及“四气”药理说的嬗变过程进行纵向、尽可能系统地研究。希望能较为真实地还原历史,并为现代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提供历史借鉴,为现代修订药性或确定新发现药物的药性提供参考。
　　 文中根据研究内容的特点(而非社会学意义的朝代)划分出4个历史时段,并将各时段的主要特点体现于标题中。这4个时段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其分别是:
　　 (1)药性的早期体察与“四气”归纳--先秦至魏晋时期(公元420年以前)
　　 (2)药性成因初探与“四气”理论扩展--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公元420～960年)
　　 (3)“四气”理论修正与药类法象一宋金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
　　 (4)“四气”及相关药性的界定与理论总结——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
　　 先秦至魏晋时期,是早期药性孕育与理论萌生期。春秋以前,最早被认识的药性集中在“毒”性。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对疾病寒热属性认识的深化,使药物寒热属性已处于孕育之中。秦汉之际,药性寒热处于有实无名期,根据《史记》记载的侍医遂与淳于意一场医药辩论,可知最晚在西汉初,人们已经认识到药物具有对立的阴阳、刚柔(实即寒温)之性,并已用来指导临床用药。东汉初《汉书》“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的记载表明,西汉后期药性寒热已经名实俱备。约在西汉后半期(公元前1世纪),受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先代医药学家将气候术语“四气”引进本草学,作为药性寒热理论的总称。大致成书于西汉后期的《神农本草经》序论中记载了“四气”一词,及其具体内容(寒、热、温、凉)和运用原则(“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从而在西汉末形成了“四气”药理说。
　　 通过比较这一时期《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中的药性记载,可知《本经》药性虽是必备内容,但仍嫌粗略。“别录”对药性的体察日趋细微,并注意到炮制、药物不同部位与种类、产地等对药性的影响。《内经》(不包含“七大论”)中虽然也论及“气”、“味”,但与《本经》之四气、五味无直接联系。
　　 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是药性成因初探与“四气”理论扩展期。梁·陶弘景首次系统探究单味药性的成因、订正药性,并记载了药物寒热属性之外对药“气”的认识。这类药“气”或为药物某些特性及能力,或为药物的可嗅之气。陶弘景在编制“诸病通用药”表时,用朱点、墨点、无点来标示药物的热、冷、平三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陶氏主张药分三性。至隋唐五代,药性含义扩大到药物的体性(形质、气嗅等)、性能(十剂)等方面。药物性、效呼应成为探讨药性的主要途径。此外,药物的炮制、产地、时节、品种成为影响药性四大关键因素。五代末单味药之“凉”性记载始见于本草著作,体现了“四气”理论的深刻影响。唐·王冰补入《素问》的“七大论”中有药物气味论说。这些论说根据临床用药遇到的新问题(“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拓展了“四气”药理运用的范围,提出了应对新问题所需的反佐法、根据脏腑属性用药,并主张用药“四畏”与气味结合分治六淫等用药法:还从哲学层面提出了气味(并不局限于实指药物的气味)分阴阳厚薄以及气机升降思想。这些论说成为此后“四气”理论嬗变的思想渊源。
　　 宋金元时期是“四气”理论修正与法象药理盛行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除延续前代药性订正及成因探讨之外,“四气”命名质疑、“法象”药理说兴起、“四气”理论嬗变,是这一时期药性发展最突出的三大特征。北宋寇宗奭在深入探讨单味药性、效的同时,首次提出用“四性”代替“四气”的主张。但此主张由于存在某些缺陷,所以最终难以普遍推行。金元医家法天象地,将药性之“四气”,嬗变为与“地气”相对应的“天气”,从而赋予“四气”以厚薄阴阳、升降浮沉,以及与脏腑机能相对应等内涵。从金元时期开始,《本经》“四气”与《素问》“气味”开始糅合成一体,使“四气”理论的临床运用范围急剧扩大,并出现“甘温除大热”等新的用药法,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已有医家觉察到嬗变后的“四气”药理说中出现了概念混乱问题。所谓药物的气味厚薄阴阳、升降浮沉等,乃是阴阳二气的衍生之物,并非《本经》最早的“四气”概念。因此明清医家在延续前代已开拓的订正药性、汇集前人药理学说等研究内容之外,开始尝试规范“四气”相关的不同概念。其中出现了明代《本草品汇精要》的“性、气、臭”三分说,明末《药品化义》中的“气、形、性、能、力”五分说。明·缪希雍提出“气之毒者必热,味之毒者必辛”说,将气、味、毒三者联系起来。清·徐大椿提示,古人处方用药,并非专门依据药性寒热之性推衍。药物具有不同的功用,医家们可能从其不同的性质入手用药,甚至有药性寒热与病情的寒热温凉似乎毫不相关,但却能取神效。并且“四气”等药性理论,仍存在许多不可解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从试验中获取新知。明·李时珍则认为“升降在物亦在人”,强调可以通过人为的方式(炮制、配伍等)去控制和改变药性,扩大治疗范围。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药“四气”药理说是在中医治疗实践中形成的药物寒热属性的理论,是继药物的毒性、五味药理说之后的一项重要理论。2000多年来,以“四气”为总称的药性寒热理论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色。历代医药学家诠释、发展着这一理论,并尝试用多种方法对单味药药性进行考订。
　　 “四气”理论的共同的特征可以用现代语言表述,即:基于药物内在物质受物种、环境、人力的影响,产生感官所能觉察的寒热温差及治疗不同属性疾病(早期主要是寒、热疾病)并取得效应的规律总结。该理论的核心检验标准是药物的性、效呼应。
　　 《神农本草经》最早记载的“四气”药理说,经过金元医家运用《素问》“气味”论进行新的整合与调整,其内容业已翻新。此后“四气”药理的内容与运用方法日益丰富,成为当今中医用药的重要参考。
　　 本文有创新意义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采用医史学研究方法,严格甄别遴选可靠史料,对药性起源与“四气”药理说按时代为序,进行了纵向系统的研究。本文依据具有标志意义的《史记》等正史或年代明确的文史与医药资料,确定气候术语“四气”被引入本草学作为药性寒热理论的总称,其时间在西汉后半期。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影响,是“四气”得以引入本草学的主要因为。本文认为,引进“四气”一词作为药性寒热理论总称是先代医家们的创举,其具有合理性。
　　 (2)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四气”药理说在金元时期嬗变的过程与内容。嬗变前的《本经》“四气”药理说仅限于药性寒热,其运用亦仅限于针对寒热病因。嬗变后的“四气”药理说被纳入五行学说的框架之中,分别与五味、脏腑等建立起联系,其作用则扩大到可升降上下、可归属于相应的脏腑,从而形成了与病势、脏腑病机相适应的新型“四气”药理说。
　　 (3)系统归纳了古代寒热药性的各种成因及影响因素。其中特别对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宋·王继先《绍兴本草》两部本草著作中的药性成因进行了细致的归类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药物效应反推是确定药性寒热的主要方法。此外还有以物性证药性、法象联想、五行推导、以类相求、经验总结等,都可以用来确定药性。文中还发掘出民间以植物形态确定药性的罕见方法。生熟炮制、配伍方式、种植地区、药用部位、药物品种、采收时节等是可以影响到药物的寒热之性,使之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此外,文中还从分析宋·寇宗奭提出将“四气”改称“四性”观点的实际影响(响应者寥寥)出发,分析了其难以为后世接纳的因为。此外,本文还对与本研究相关的现代研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予以考辨,并分别提出了初步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