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边界争端的政治原因分析(1999-2020)

摘要

在21世纪，区域冲突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了新的形态，即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或者次区域的恶性小规模冲突，导致在更广泛的区域内酝酿，并导致长期和持久的冲突。因此有必要研究为什么在享有共同历史的次区域中发生持久且显著的冲突。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对当前世界上的冲突热点之一的中亚地区进行研究。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各国纷纷独立。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大部分边界处于争议状态，导致了长期的生产和基础设施网络的中断，并引发对资源和地缘战略的争议。此外，中亚国家在独立之初并没有解决边界争端中的“原罪”——莫斯科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制定的划分民族的不恰当边界设计。因此中亚地区的国家在各自的边界上出现了多样的地缘战略主张以及领土争端，使整个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恶化。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界冲突中，由于缺乏牧场和水资源以及边界的模糊性而引发的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也导致了一系列的冲突。　　1991年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领土边界成为地缘政治争夺的中心。费尔干纳河谷地区的吉尔吉斯—塔吉克边界的部分地区尤为容易发生争端，特别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巴特肯州。虽然以和平、明确的方式确定领土边界争端将对中亚地区产生建设性影响，但这些争端导致双方立场愈加对立且矛盾无法消解。出于以上历史背景，本文评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边界争端的政治根源。　　本研究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界争端的根源在于苏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刺激了中亚地区民族主义政治的发展。研究发现，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划定边界时很少考虑地理、文化或民族构成，同时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导致在不同的共和国中形成了一些其他民族的小块区域。这就造成了中亚地区的地理边界与民族划分不符，尤其是在费尔干纳地区，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民族飞地。这些少数民族组成的“岛屿”是两个国家边界划定与划分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挑战。　　其次，苏联在中亚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该地区出现实质性障碍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动荡。1991年苏联的计划经济衰退时，为该地区的宏观经济增长留下阴影。此外，苏联统治时期实现的迅速而积极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军事需求而非经济需求的影响，这导致中亚的许多工业企业没有市场，并在新的市场条件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再次，本文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界争端的另一原因是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获取、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争夺。随着苏联的解体，整个地区对水利管理基础设施的财政支出急剧下降。此外，在后苏联时代，新的国家和领土边界的形成使苏联时期使用的综合管理系统支离破碎，这也助长了一种对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获取、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民族间的民族主义竞争。　　该研究也因此证实了最初的假设，即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争端源于苏联在中亚的多民族主义治理政策的失败。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界争端的长期性已经给这两国带来了更加广泛的影响。例如，中亚地区的双边和区域关系在后苏联时代往往是不稳定的。此外，边界争端也影响到了相互之间关系的整体发展。在地方层面，对领土边界的争夺已经演变成为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国内政治问题，因为该地区的政界人士都在寻求利用和煽动边境地区以及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周边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外，政治反对派通过利用在双边边界谈判中做出的让步，进一步限制了政府的妥协余地。解决这些边界争端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能找到持久解决领土边界争端的方法，就无法恢复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在地方层面上，本研究提出要认识到吉尔吉斯—塔吉克的边界争端是引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地方性冲突，并在资源的获取、边界问题和普遍的不信任氛围中形成了紧张的局势。因此，任何可信的冲突解决过程都应该有当地人民的参与。令人鼓舞的是，民间社会组织提出了本地接触的积极倡议。这种社区与社区之间建立信任的接触对于管理引发边界争端的资源冲突至关重要。此外，这些地方层面的接触将会为双边和区域建立信任的措施提供基础，从而防止冲突的升级。在双边层面上，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应该在睦邻友好和相互尊重原则的指导下，发起广泛的倡议并寻求外交途径来解决边界争端。这就要求两国在边境地区进行建设性的领导和大规模的投资，也正如解决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对索克飞地的争端所证明的那样。这还需要诉诸于平衡外交和政治意愿的途径来解决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争端。　　在地区层面上，本研究呼吁在中亚五个共和国（即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之间达成一个地区性的解决方案，并认识到，通过援引正式和非正式的做法，可以更好地在地区层面管理现有的边界争端。而如果需要外部的合作伙伴，两国还可以求助于上海合作组织（SCO），在两国目前尚未完善的有关于边界争端的外交解决方案方面提供协助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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