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方志中义行书写研究

摘要

徽州方志是了解徽州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史料，“一府六县”的历代方志中记载了众多义行人物及其义举。徽州府县志中的义行与慈善行为有很大相似之处，但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前者的义行定义大都出于《周礼》“六行”中的“睦姻任恤”的观念，而慈善则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 徽州府志的义行传经历了从无专传到有专传的变化，义行概念愈加明晰、入传人物分类也更规范，并呈现出人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差异。在绩溪、祁门、黟县、歙县和休宁的县志中，义行书写体例和记载情况与府志大体相同，但各县志对义行所入传记和书写模式仍有一定差异。 徽州方志中的义行，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修造营建、赈灾救济、助学办学、好善重义、扶助亲友等；其行为对象主要是宗族内部和族外两类人群，还有部分是帮助政府修造、赈灾或捐财物。其中赈灾、救济、修筑和助学几类义行记载尤多，且大部分记载年代越近描述越具体，被官修志书收录或获得旌表的人物介绍最为详细、具体。这些行为的书写语言具有各自的模式与方法，在措辞和描述上接近，但又根据不同人物的情况有其各自的特点。 作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徽州，文教的繁荣、宗族社会的强大和徽商的活动促使儒家的价值观和以义为利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之徽州特殊的地理因素使其灾害频发，因此乐善好儒、扶危济困的义行在此间盛行。政府与社会舆论对义行的鼓励，促使着义行愈加受到关注，也愈加盛行；徽州的宗族社会和政府的教化导向，促使着义行书写得在方志中延续并出现专传，并又不断地将徽州文化和价值观念传承与普及。 徽州方志中的义行书写直观地反映了徽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展现了徽州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体现了徽州文化中价值观念的继承与演变，体现着方志书写记录的变迁。因此，徽州方志中义行书写的研究对徽州社会文化史研究和慈善史研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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