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在华传教士的西学译介活动述论

摘要

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翻译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序幕。为了传播基督教，用基督教文化征服和取代中国文化，传教士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采取了“以学辅教”的手段，选择西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此次翻译活动比前两次，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大得多。 晚清在华传教士的西学译介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夷学”阶段（1811-1860年），是西学输入由英美传教士垄断时期，内容以宗教为主。二、“西学”阶段（1860-1895年），是西方科技知识大量引进中国的一个高潮时期，中外学者合作译书是最常见的方式。三、“新学”阶段（1895-1911年），传教士不再占主导地位，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引进的西学占了多数。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由“主导地位”到“合作”翻译再到退居“次要地位”，正是中国人对西学由“夷学”而“西学”再到“新学”的体认过程的反映。 本文不拟从政治层面讨论传教士的译业，而就文化史题旨，略述传教士在其创办的墨海书馆、广学会以及清政府办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业实绩，通过考析其特殊的翻译方法—西译中述，论述了传教士所翻译的西书对中国的影响，并分析了传教士西学翻译中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传教士本以传教为目的，西学仅作为以学辅教的手段，然而结果却是推广了世俗的知识。他们的西学译介活动不仅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也影响到当时的中外关系和中西文化交流。晚清在华传教士的西学译介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