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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石刻篆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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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壹章 绪论

第贰章 汉代篆书石刻丛考

第壹节 《龟山汉墓第百刻石铭》新考

第贰节 连岛刻石疑难字考释

第叁节 《平山神祠碑》新考

第肆节 《祀三公山碑》新考

第伍节 《祀三公山碑》、《三公山神碑》“常山相”冯龙考

第陆节 《袁敞碑》碑主为袁安次子考

第柒节 《开母阙铭》“济洪”考

第捌节 《开母阙铭》“木连理于干条”新证

第玖节 《延光残碑》新考

第拾节 《许阿瞿画像石题记》通考

第叁章 汉代篆书石刻中的文字现象分析

第肆章 对汉代石刻篆书的若干思考

第伍章 结语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附:汉代篆书石刻资料条目集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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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汉篆书逐步隷化产生今文字,汉代篆书是古文字的终结和余绪。研究汉代篆书对研究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说文》成书於东汉中期,研究汉代篆书对研究《说文》小篆意义重大。
  汉代石刻篆书是汉代篆书的重要部分。本课题选择秦汉七大“石刻群”作为重点研究范围,因为它们具有较强的历史性、代表性。它们分别是河南“袁氏汉碑群”、“嵩山汉阙群”、“南阳汉碑群”、河北元氏“对龙山汉碑群”、山东和江苏“古琅琊秦汉石刻群”、“古彭城汉碑群”和“边疆汉碑群”。在对秦汉七大“石刻群”进行基础研究的前提下,对其中的名刻如《开母阙铭》、《少室阙铭》、《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等进行疏通、补正,考释疑难字。在考碑的基础上,对汉代石刻篆书的面貌作初步描述,寻求汉代篆书发展演变规律。
  以上石刻篆书曾引发出碑刻学史上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对其中的有些名刻,自明清以来,顾炎武、牛运震、黄易、纪昀、王昶、桂馥、翁方纲、王念孙、阮元、龚自珍、王仁俊、刘熙载、陆增祥、俞樾、杨守敬、方若、欧阳辅、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等多有深涉,现当代以来,马衡、容庚、商承祚、徐中舒、启功、马子云、高文、容媛、裘鍚圭、叶程义、徐永年、吕品、徐自强、徐玉立、毛远明、臧克和、丛文俊、赵平安等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前贤时修的努力,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仍有不少疑难之字和残泐之字常常“令人却步或绕道而走”,有的碑文因为残泐或怪缪导致研究停滞不前,也有部分学者对碑文考证的严密性有待加强、正确率有待提高。以上前贤时修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都应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学术向导和坚实基础。目前学界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巨大空间。
  本课题研究坚持将碑刻材料、考古资料、传世文献相结合,考碑、考文、考字相结合。尽可能亲看、亲访、亲拍刻石,寻求古拓和精拓,甄别补刻、洗刻、复刻、伪刻,开展综合对比研究。
  本课题研究发现:汉代石刻篆书与秦代篆书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却有“精神上”的差异。清代书法家王澍总结李斯小篆有“五德”:“圆润和明,仁也。中规合矩,礼也。布分整饬,义也。变动不居,知也。准律有恒,信也。”创作小篆时“敬慎守律、引毫得中”是关键。汉代石刻篆书与标准秦小篆相比,在构形理据、结体分布、字形势态、笔道綫条等方面或多或少或这或那有所缺失,其中最根本的是缺失秦小篆中蕴藏的“严谨、慎敬、得中道”的核心价值。这种“精神上”的差异可能由于以下原因所致:其一,秦小篆创作要求非常高,欲学而难成。汉灭秦暴,尽管文字承延了秦系文字并大力推广,但终究没有取得大的成功。其二,秦汉石刻篆文相对於应用於国家政权和信用体系的摹印、刻符、书幡信的专用字体而言,刻石只是次要的。其三,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主产品。秦小篆强调的书写时“中锋内敛且在墨道之中”与东汉“蚕头雁尾”式隷书所强调的书写时“笔锋外露且向上飘逸”,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笔法、意趣,蕴藏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审美理想。在磅礴苍润的汉碑面前,汉代石刻篆书只是“盛开在大汉晚春里的秦代贵族园林里的华丽之花”。
  本课题研究发现:汉代石刻篆书呈现多样化发展情状。“嵩山三阙铭”坚守着纯正篆文的书写阵地。东汉碑额篆字随着时间的向後推移其规整性有所下降。而《第百刻石铭》、《袁敞碑》、《赵宽碑》题额则保有六国古文的遗存篆意,《延光残碑》和一批阳刻的画像石题记文字则显现出向印符篆文靠近的趋势。《平山神祠碑》整个文本带有“隷书篆意楷化”的特徵,开通了篆书楷化之别径。
  本课题研究发现:在汉武帝之前的篆书大约属於自然隷变过程中的篆书,我们称之为“自然隷变篆书”,其特徵主要体现为:朴质,构形与小篆相近,文本内字体风格一致,增繁字少。而汉武帝之後特别是东汉的篆书则完全是处於隷书背景下的篆书,我们称之为“自由隷写篆书”,其特徵主要体现为:怪异,文本内字体杂合,增繁字多。以隷法写篆,结体缪於小篆,在笔划、结体、形态等方面带有明显的隷书特徵。无论是“自然隷变篆书”还是“自由隷写篆书”,在隷变的大环境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隷书的特徵,并产生不少譌变现象。许慎《说文》成书于东汉安帝时代,《说文》小篆不可避免地受到汉代篆书和隷书背景的影响。
  本课题研究发现:东汉碑刻“自由隷写篆书”惯用的篆隷杂糅方法可分为“六种”:其一为同一文本内多种字体的杂糅,其二为同一文本内通行文字与假借字及别俗字的杂糅,其三为因两字之间经常通假而将此两字直接杂糅产生新字,其四为将两个字形相近或表义相关的字杂糅产生新字,其五为将分属於隷、篆等不同书写形态的构件杂糅产生新字,其六为将一个字的古今体杂糅产生新字。
  本课题研究发现:东汉时用篆隷杂糅的方法造作了三大名碑即《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和《夏承碑》,开导了汉魏晋唐杂糅书体之先河。而蔡邕是东汉晚期篆隷杂糅碑刻的主创者,他应该就是《夏承碑》的书手。(宋)周越《古今书苑》所载蔡文姬的话说:“臣父造八书,割程隷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蔡邕所主创的“篆隷杂糅八分书”应当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八分书”书体。
  另外,本课题研究发现:《袁敞碑》碑主为袁安的次子;《延光残碑》碑主的先祖为西汉着名人物盖公;《祀三公山碑》所记载的常山相当为着名的《光武碑》立造人陇西狄道冯龙;《许阿瞿画像石题记》刻立於东汉光和四年即公元181年或稍後一点的时间;《平山神祠碑》刻立於东汉建武九年即33年,在此之前东汉政府已在现今的朝鲜设置“辽丞属国”并派“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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