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以近代安徽为例

摘要

本论文以1840年至1949年安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自然灾害及其打击下的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危机与冲突、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以及官府与民间的灾荒应对机制与救荒措施。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的实证考察为基本工作方法，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计量研究法、归纳研究法等，同时，还借助于灾害学、生态环境学、灾害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灾害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广泛收集和占有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贯通，构建研究体系。在结构安排上，以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既有对近代自然灾害打击下乡村社会的整体描述，又有典型性灾害的个案分析：在行文过程中，以文字叙述和图表表述相结合。本论文9章，大体可分5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即论文的第一章。主要阐述了选题的依据与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本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不足之处和研究方案等。 第二部分，即论文的第二、三章。第二章对近代安徽各种自然灾害进行考察与梳理，并重点讨论了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主要灾害。从1840年至1949年，安徽仅1918年和1936年未出现水灾，其余年份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水患，其中，大水灾和特大水灾共有16次，发生频率由鸦片战争以前的平均60年一遇、前清时期的平均14年一遇，提高到平均7年一遇。与水灾相比，旱灾出现少些，水、旱灾比约为2.6:1。近代110年，有71年发生不同程度的旱灾，大旱灾、特大旱灾有8次，发生频率由鸦片战争以前的平均113年一遇、前清时期的平均29年一遇，提高到14年一遇。有43年出现了蝗灾，发生频率比鸦片战争之前有所提高。地震发生频率由鸦片战争以前的平均11.6年发生一次，提高到平均3年左右发生一次，提高了近4倍。第三章分析了近代安徽自然灾害的特点与成因。近代安徽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各灾害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了一个灾害系统；灾害发生频繁，连续发生的次数多，尤其是，水灾与旱灾连续发生的次数更多；灾害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很强的地域性。本论文还从自然、政治、经济3个方面剖析了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频发的原因，文章认为，自然因素是导致灾害的直接原因，政治、经济因素虽然不会促成某一次自然灾害的直接发生(1938年黄河决堤事件是个例外)，但是，腐败的政治、落后的经济，使近代政权既不会在自然灾害发生前的防灾、御灾上有多大作为，也不会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抗灾、减灾上有多大成效，从而加剧了灾害的严重程度。 第三部分，即论文的第四、五、／六章。农业是自然灾害的主要受害体，在各种自然灾害中，以水灾和旱灾等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最为严重。它不仅毁坏农业基础设施，而且危害农业生物体，尤其是，1848-1850年水灾、1910-1911年水灾、1931年水灾、1934年旱灾、1938年水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打击最为严重。此外，自然灾害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进程，使土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无地的人逐年增加，拥有少量土地的人则逐渐减少。灾害还使农作物减产，粮食歉收，从而使粮食供应短缺，粮价上涨，进而使农村金融短缺，国内市场萧条。 频发的自然灾害给近代安徽乡村社会注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灾荒造成大量人口伤亡，许多灾民远走他乡。晚清时期，皖北灾民多将江苏、河南等省作为自己的逃荒谋生首选目标；皖中灾民多跨过长江迁向皖南地区。民国安徽移民队伍中，自耕农、佃农和拥有5-10亩者占大多数，约为2／3；有青年男女的农家离村的较多；离村农民中到城市的较多，约占2／3。此外，因灾荒导致社会经济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下降，致使人们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不断降低。灾荒使乡村人伦关系颠乱、社会秩序混乱。灾荒促使人们为争夺急需的水和粮食资源发生严重冲突。 重大自然灾害破坏乡村生活环境。农民则是这种恶化的生活环境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他们元气大伤，入不敷出，物质生活陷入绝境。灾害还损伤农民的精神世界，导致精神生活的贫困化。祈神求丰的宗教信仰，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在求人无助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心灵选择，是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荒芜的极好写照。农业生产民俗与乡民信仰的各种农事神灵的虚构性相比，虽有所进步，但也不是科学的东西。乡民祈神求丰的宗教观念，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近代安徽农民的文化生活贫乏单调。 第四部分，即论文的第七、八章。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但是，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近代安徽在处理和应对灾害危机方面，建立了以官府抗灾为主，民间自救与赈济为辅的灾荒抗救机制。在全部救灾主体中，政府居于最关键的地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对近代安徽的灾荒救治，官府主要采取了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农业推广、建立官仓、举办合作事业、赈济、蠲缓等荒政调控措施。本论文对有关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晚清政府对1907年的水灾救治，成效较为明显；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安徽省政府对1931年特大水灾和1934年特大旱灾的赈济是尽力的；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官府对淮河中游进行卓有成效的治理，至1938年以前，淮河中游基本未发生大的洪涝灾害；等等。 在近代中国，政府的灾荒救济并不能完全解决灾民问题，因而，官府往往提倡民间自救。近代安徽广大农村社区通过建立民仓、筹资集款，开展自救与互助。文章认为，近代安徽各州县的民仓大多数以社仓为主，惟有长江流域的太湖县和新安江流域的旌德县，义仓办得较好，这在义仓未受到真正重视的晚清时期，不能不说是个例外。此外，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团体、安徽灾区筹赈会等民间组织也积极开展义赈活动。在近代国家救灾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上述自救与互助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救灾手段，是官府救灾的重要补充。 第五部分，即论文的第九章。对论文的第二至八章内容进行总结与提炼，认为，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近代安徽自然灾害种类多，出现频率高，直接破坏了农业经济，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危机，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近代安徽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灾荒抗救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以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透过全文的阐释，至少可以有3点思考与启迪：其一，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与不断发展的；其二，自然灾害是制约和影响安徽农业经济发展、农村社会稳定、农民生活提高的重要因素；其三，建设安徽新农村，必须做好防灾减灾工作，而防灾减灾的重点，在于科学救灾和法治救灾。 通过以上论述，本论文试图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角，构架自然灾害及其与乡村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体系。就研究内容而言，可能有以下3个方面的创新： 第一，拓宽中国区域自然灾害史的研究范围。安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是区域自然灾害史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与全国其它省份相比较为滞后，成果较少，特别是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成果更少。本论文可以弥补区域自然灾害史研究的不足。 第二，拓展中国区域农业历史的研究空间。历史时期安徽农业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尤其是自然灾害打击下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更是一片有待深耕扩垦的荒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农业历史悠久，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全省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每当自然灾害侵袭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农业经济的凋敝、农村环境的恶化、农民生活的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安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因此，本论文可以弥补安徽农业历史研究的不足。 第三，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探讨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农业生产过程对自然条件、自然环境及自然因素具有较大的信赖性，自然灾害不仅直接破坏农业经济，而且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生活带来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运用自己的智慧，建立了一套以官府抗灾为主、民间救灾为辅的灾荒救治机制，以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但是，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本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资料等因素，关于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化，如晚清时期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和乡村人口伤亡的影响等。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论文说明：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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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近代安徽自然灾害概况

第一节对近代安徽自然灾害基本概况的统计

第二节水灾概况

第三节旱灾概况

第三节蝗灾概况

第五节震灾概况

第六节其他灾害概况

第三章近代安徽自然灾害特点与成因分析

第四章自然灾害打击下的农业经济

第五章自然灾害与农村社会的危机

第六章自然灾害与农民的生活状况

第七章官府对灾害的抗救措施

第一节防灾减灾措施

第二节救灾赈济举措

第八章民间对灾荒的自救与赈济

第九章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著目录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