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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公共治理的理念、制度与政策——以生态NGO为重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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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文文摘

第1章引言:问题缘起

第2章概念界定与阐释

2.1生态

2.2生态市场

2.3生态型政府

2.4公民社会

2.5 NGO与生态NGO

2.6公共治理与生态公共治理

第3章中国生态恶化根源:经济增长冲动

3.1经济增长冲动原因分析

3.2经济增长冲动与环境恶化的悖论解析

第4章中国生态公共治理模式:理论根据

4.1生态公共治理模式:中国的新选择

4.2以市场应对生态恶化的理论根据

4.3以公民社会应对生态恶化的理论根据

第5章走向生态公共治理:理念准备

5.1反思现代性:生态公共治理的哲学支持

5.2生态政治与生态民主的政治理念

5.3可持续发展观

5.4实现生态公平的行政理念

第6章走向生态公共治理:“参与回应型”政府治理模式的渐进制度设计

第7章走向生态公共治理:政策建议

7.1生态型政府

7.2生态市场

7.3生态NGO

第8章结语:在悖论中前进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

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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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达到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顶端。生态问题已为公共危机,“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被列为今后执政面临的八大问题之首。反思生态危机,经济增长冲动是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长期是一个经济增长型政府,在价值上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在制度上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为核心,在政策上主要实施经济政策,鼓励并助长“GDP崇拜”。生态治理和生态改善的希望在于变经济增长型政府为生态型政府,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鉴于中国政府在生态问题上的重大影响,及在未来生态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对生态行政作多方面探讨则为必然。本文研讨的核心旨在试求一条适合于国情的生态行政之路,主要包括理念、制度及政策设想等三个层次。笔者以为,公共治理可以成为生态型政府的有效治理模式,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政府--社会--公民”多主体互助合作,强调民主、注重公众参与的新的治理模式。在理念上,强调生态文明,坚持生态优先,认为经济发展应符合生态要求,与生态发展保持一致。在制度设计上,由于中国的传统与现状,我国的生态治理将是以政府权威力量为主导,市场运行为辅助,以公众广泛参与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统一体,在各主体的互动、协调、配合下,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跨越式地向生态文明转型,是一种“参与回应型”政府治理模式,其中特别应注重挖掘公民社会的生态治理潜力。作为生态治理主体之一的生态NGO,其兴起与壮大既是生态意识启蒙与普及、生态民主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更是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需要,是应对生态危机的“社会安全阀”,在生态保护方面显示出巨大潜能和无限前景。在政策建议上,政府应搭建好生态公共治理的基本制度平台,构建生态民主协商机制、设计一套良好的公众生态参与制度,政府与生态NGO在良性合作中保持一定竞争,从而推动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发展进程。 第一部分陈述了研究的问题缘起和本文的写作目的。近年来,生态问题已为公共危机。生态恶化,“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被列为当前与今后执政面临的八大问题之首。从政治与行政的角度探究问题的缘由,则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政策与行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笔者将其界定为经济增长型政府。从现实考量,这是一个在价值上倚重经济增长,制度上以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为核心,政策上主要实施经济政策的政府。政府的这种基本取向在为我国带来前所未有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并使得生态持续恶化。鉴于中国政府在生态问题上的重大影响,及在未来生态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对生态行政作多方面探讨则为必然。本文研讨的核心旨在试求一条适合于国情的生态行政之路,主要包括理念、制度及政策设想等三个层次。 第二部主要对本文所涉的几组基本概念分作探讨、梳理或厘清。包括“生态”“生态市场”“生态型政府”“公民社会”“NGO与生态NGO”“公共治理与生态公共治理”等。其中,笔者将“生态”内涵以狭义解释,指作为自然性的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即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由此,所谓“生态化”、“生态型”是指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自然性和谐的过程和形态:“生态型政府”即是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政府。“生态NGO”则是指将生态保护和生态管理作为其唯一或部分基本目标与基本职能的NGO。所谓“生态公共治理”是指在实现人与自然自然性和谐的共同目标下,政府、公民社会和市场相互协调合作,共同承担促进生态系统平衡的基本职能的一系列理论、制度和行为。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造成经济增长“GDP崇拜”的原因,并就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悖论进行解析。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迫使我们将经济发展看作民族复兴的根本,经济问题自此政治化,在世界现代化潮流面前,经济指标成了我们判断现代化水平高低最简明易了的标准,经济增长的GDP系数被泛化为“GDP崇拜”,环境代价被置之一旁。同时,保持经济增长是执政党在社会建设时期执政合法性的需求,并被视为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根本。在此重任下,环境恶化愈演愈烈。在此,笔者从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与自然资源的十分有限性这对根本矛盾出发,分别从经济模式转变、居民环境服务需求增加和政府的环保政策加强三个方面解析我国目前正处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顶端这一特殊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困局。 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构建生态型政府的有效路径--生态公共治理的理论依据。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政府--社会--公民”多主体互助合作,强调民主、注重公众参与的新的治理模式。“庇古税”和“排污权交易”作为是当前生态市场的两种重要手段,已得到有效实践;生态NGO的兴起与壮大既是生态意识启蒙与普及、生态民主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更是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需要,是应对生态危机的“社会安全阀”,在生态保护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生态治理的主体之一。 第五部分重点分析了生态公共治理的理念准备。依据生态哲学观点,现代社会生态恶化的根源在起源于西方,以“主客二分”、人类中心主义、资本的扩张征服逻辑、工具理性和技术理为核心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和产生生活方式。在此理念下,天人对抗,人与地球被彻底物化、商品化、工具化、异化,而失去人之为人的本质,最终失去人的生存和发展自由。对其反思与超越催生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人与自然不分主客,共同进退、和谐发展,人与人结成互利合作的社会共同体,共同找寻生态救治的希望。生态政治成为人们共同的致思方向,生态民主成为普遍诉求,公民社会在生态治理领域必将粉墨登场,在生态保护方面显示出巨大潜能和无限前景。 第六部分探讨“走向生态公共治理。理念的先行终需制度的保障与落实。生态公共治理在中国的制度建设有着特别的意义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国情:生态问题已被“政治化”,而中国生态改善的希望也正在于此。鉴于中国的传统与现状,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短时间内改变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我国的生态政治运动将是以政府权威力量为主导,以市场运行为辅助,以公众广泛参与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统一体,同时在各主体的互动、协调、配合下,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跨越式地向生态文明转型,是一种“参与回应型”政府治理模式。政府以制度方式确立市场参与和公众参与的合法性,市场以绿色生产、合作外包、签订合同等形式参与政府治理,公众以提供信息、表达利益、社会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民意支持等各种方式参与政府治理,以弥补政府自身有限理性,矫正政府自利性,应对当前生态问题的危机性、复杂性、动态性局势。政府管制的核心是命令,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交易,公民社会的核心是合作,三者各有优缺点,如若能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相互补充则将达到良好的治理,即善治。 第七部分,对我国生态公共治理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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