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革”记忆书写——以陈若曦、严歌苓、李碧华的文革小说为例

摘要

“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有关“文革”记忆的叙述。同时，文学也成为“国人讨论、叙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其中小说形式的文革叙述影响最大。 美国当代批评家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在《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一文中指出，“当代批评家倾向于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写过去事情的方式，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本文和一种阅读、诠释这些本文的策略组成[2]”。在此意义上，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文革小说，也可以看做是对文革历史的一种叙述文本。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文革”绝对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由于文革所造成的“创伤体验”，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记忆叙述补充和取代了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或者说历史叙述转变为记忆叙述。即使记忆具有主观性、不确定性等，但是它具有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就记忆而言，记忆需要被主体叙述出来才具有意义。个人记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叙述促使个人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变。 文革后，大陆当代文学中文革小说的几种叙述模式也说明了文革集体记忆被建构的过程中，“叙说者们的集体选择与读者群体的公众需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制约)”这些因素的影响。 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文革集体记忆已经跨越了曾经的疆界，不仅是发生在中国大陆，还存在于大陆以外的华人生活的地区和国家。我们可以这样粗略地界定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革记忆叙述，首先它也属于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其次，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创作环境的宽松等，海外华人作家的文革叙述与大陆有所区别。尽管大陆当代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叙述的是同一段历史，但是基于不同的个人记忆，创作环境的不同，对文革记忆的叙述有所不同。海外文革叙述中不再存在大陆文革小说作家的身份群的明显区别，如“知青作家”、“红卫兵”、“知识分子”、“干部”等，海外文革小说叙述中更多的是体现了个人，主要是对大历史叙述之外的小历史的关注，突显文革时代背景中的个人命运和家族史。 考察海外“文革”记忆叙述，从最早创作关于“文革”小说的陈若曦，到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李碧华，9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作家严歌苓，每个时期的文革叙述都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可以说，陈若曦、严歌苓、李碧华的文革小说代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三种文革叙述样态。 陈若曦，海外文革小说第一人，自称是一个政治动物。陈若曦对政治的关心主要源于她对祖国的爱，天生的亲近，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上。上世纪60年代，留学美国的陈若曦和丈夫放弃一切，取道法国回归祖国，不幸的是正赶上大陆的“文化大革命”。1973年陈若曦和丈夫段世尧，还有两个孩子离开大陆到了香港。他们在大陆生活的7年里，虽然并没有遭到迫害，但是生活也并不轻松。他们置身于祖国的现实生活中，曾经的乌托邦政治理想在现实中被击碎，最终失望而去。 “文革”，使陈若曦的政治乌托邦理想幻灭。在海外，她主要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创作了一系列文革小说，叙述了她在大陆的7年经历，试图告诉海外华人一个真实的“文革”。这些文革小说主要是以旁观者的叙述视角描述大陆的文革，客观、冷静的叙述风格为作者赢得海外文革叙述的先声的荣誉。作者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文革，向海外华人反映大陆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这里作者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创作，目的是要针砭时政。正如陈若曦自己所说的“爱之深，责之切[1]”。 陈若曦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叙述在大陆的文革经历时，主要采取旁观者的叙述视角，一方面，这个旁观者多是以“我”出现来叙述。这里的“我”的主要特征：海外归国留学生，南京水利学校的年轻女老师。另一方面，小说叙述者多采取旁观者的视角，描写主人公在其中的所见、所感、所想。这里的旁观者之所以能够叙述周围的人和事，在于他是一个归国留学生，除了因为这种身份受到的环境对自身的压抑外，就是对文革中其他普通人的生活遭遇的特别关注。这样的叙述体现了陈若曦对文革的冷静、客观的批判和反省。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钟情于文革记忆叙述，主要体现在对“文革”历史中人性的探索。严歌苓认为“文学就是人学”，而且人在非常的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的意外行为，人的行为又折射出了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小说能够很好地表现这些。严歌苓把人物的行为作为了解人物，并通向人物的最深处--“人格的秘密”的密径。她认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人格秘密”，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这解释了严歌苓的文革叙述为什么总是能够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她的文革小说对人物行为的深层探究，直达人性层面，展示了人性潜藏着的种种卑琐、丑恶。让读者从中体会，从而领悟这个世界。 《穗子物语》采取童年视角对“文革”进行叙述。既是一部作者回忆童年，记述自己成长片段的小说，又是一部展示文革世界的小说。以孩子的特殊视角来观察成人世界，在孩子单纯、善良的心灵和对这个世界的懵懂的理解中渐现出一个荒诞的丑恶的世界，折射出的是成人们的虚伪、自私、冷酷、残忍等，以及孩子美好、纯真的心灵的一步一步的被毁灭的过程。 从严歌苓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作者在小说中总是选择女性作为故事的主角，塑造出许多深刻的女性形象，如扶桑、小渔、王葡萄等。在严歌苓的文革小说中，作者也主要描写革命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如《天浴》中的草原女知青文秀，一个单纯，十分爱惜自己身体的年轻女孩，本来可以在城市生活、学习、恋爱、工作、结婚，但是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分配到草原偏远地带，跟一个不完整的男人“老金”一起牧马，共住一个帐篷。为了返回城市，她拿自己的身体做了赌注，最终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祭品。 严歌苓的文革小说通过特殊环境下对人性中潜藏的种种恶的揭示，以人性中仅存的善来加以强烈的对比，进行了道德上的审判，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和净化。 李碧华的三部“文革”小说：《霸王别姬》(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初版)、《青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初版)、《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它们都创作于香港回归前。香港九七回归前，决定香港命运的1982年的中英谈判，及1984年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算得上是香港历史上的大事件，没有哪个香港人不关心。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位言情小说家的李碧华有何感想?而她创作的三部文革小说就具有了很明显的这一时期的香港特征，是一种香港视野中的“文革”记忆叙述。 李碧华的文革叙述，一方面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小说的养料，选取历史文本、传统文本中的人物进行改编，即“旧瓶装新酒”，“故事新编”；另一方面是把人物置于文革这一特殊年代的环境中，想象传统人物的情欲在文革中的遭遇。“文革”的特殊环境，既给传统人物及其情欲故事提供了极大的展示空间，也满足了读者对文革的想象和阅读期待。 李碧华并无文革经历，凭着有关文革的二手资料和想象，创作了文革小说。她的三部文革小说首先在形式上具有浓厚的历史味，如内容章节的题目设置上。人物从历史中走来，本来就具有了历史沧桑感。文革处于其中，也渲染了一层戏说感、历史感。 就文革叙述而言，海外华人作家具有着双重他者的创作身份。他们既是远离祖国大陆的异域创作者：也是异域的华人作家。与大陆作家叙述着同一段历史和记忆的他们，无论是英语写作，如哈金，还是汉语写作，如陈若曦、严歌苓、李碧华，跟大陆作家相比，他们的人生阅历、生活经验、思想的转变也许决定着文革叙述的不同。但最大的不同是“距离”造成的他者眼光的存在。在海外作家的文革叙述中明显感到与大陆作家不同的“他者”的审视眼光。同时，对于文革，也许正是因为“距离”，海外华文文学“文革”叙述中更注重对文革历史进行理性审视。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绪论

第一章“文革”集体记忆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革”书写

第一节“文革”记忆的文学叙述

第二节“文革”叙述与集体记忆

第三节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革"叙述

第二章海外华文文学中“文革”记忆的三种叙述样态

第一节 陈若曦——海外知识分子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

第二节严歌苓——新移民作家对“文革”的人性探索

第三节李碧华——海外华人的大众“文革"想象

第三章海外华文文学“文革”记忆书写的特质

第一节海外“文革"记忆叙述中“他者”的眼光

第二节海外“文革"记忆叙述中的理性审视意识

第四章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

个人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