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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恶之花”——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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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

引言

1“恶女人”形象类型

2“恶女人”形象及性别叙事策略比较

3“恶女人”形象的意义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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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结合叙事学“故事”、“话语”两个概念,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叙事中典型“恶女人”形象,作一些比较、梳理与研究,以期达到对人物形象内蕴,及文本中的性别内涵有更明晰的把握,并在文化意义上展望两性和谐诗性文化构建的理想境界。本文分五个部分: 一、引言: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明确“恶”并非人的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人性的基本事实,交待本文写作意义与实践意义。 二、三、四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根据这些女性形象某一侧面的突出程度分为悍妇型、祸水型、堕落型和恶母型四个类型。然后主要从故事层面的联系,性别话语层面的分离,美学风格的差异三方面对两性文本进行比较。在男性文本中,把意识形态符码编入婚恋故事中,以此完成对“恶女人”意识形态角色与女性角色的双重否定。以女性的个体之躯负载历史重负,女性的情欲困境、精神感受遮蔽在民族、国家、历史命运变迁沉浮的沧桑图景背后。善恶的明确界定,简化了对个体内心世界洞幽烛微的探索;宏大凝重的叙事,一定意义上遮蔽了女性个体斑驳的生命色彩;女性叙事中,突出再现女性的分裂式生存,婚恋主题中,回响着女性性别与生命体认的变奏。透过“恶女人”潜意识流动,以男性视角无法涵盖的独特女性话语,谋求男性二元标准无法框定的,多意而深邃的阐释性空间,从而也呈现出丰富斑斓的色彩。最后从类型、审美、文化三方面阐述“恶女人”形象的意义。她们富于生命质感的内蕴,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文本的艺术成功。对人性之“恶”的思考与描摹,既显示了人类西西弗斯式的抗争与哈姆雷特式的悲剧性生存,更显示了成熟的、人性的、文明的自我认知。 五、结语:通过对男女两性叙事文本的细读与比较,我们发现男性文本对于女性精神世界及其个性阐释总有些牵强;女性文本中女性之“恶”被阐述为女性意识的象征,具体还原女性形象真实、斑驳的色彩,但此间无意中流露出因言说心切而带来的性别倾斜。毕竟“恶”与“疯狂”不是我们所要追求和期待的结局,探寻两性和谐诗性文化路径——这不仅是男性和女性共同要面对的课题和使命,也是人类生存要达到的理想生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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