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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版图上的想象之旅——17年(1949—1966)农村题材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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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英文文摘

绪论 在革命的星空下

一、研究的前提:乡村形象——中国现代性语境下的“想象构成物”

二、研究的商榷点:浮动不定的研究方式

三、研究的意义:“社会主义共同体”成长壮大的想象之旅

第一章农村新型秩序的革命性建构

第一节革命话语体系的建立

一、革命术语的传播:“社会主义想象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必要前提

二、革命话语权的确立:“社会主义想象共同体”得以巩固的内在逻辑

第二节革命现实的叙事途径

一、现实革命化:生产进程中革命目的的召唤

二、革命现实化:斗争过程中革命意识的张扬

第三节农村现实的新质因素

一、乡土色彩的弱化:从自然村到行政村

二、革命色彩的强化:走向集体空间的劳动者

第二章农村日常生活的革命性整合

第一节农民的物质梦想

一、土地(命根):农民超越自身的障碍

二、房屋(威权):农民致富发家的目标

三、粮食(财富):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第二节农民的情感网络

一、小农家庭:私有镜像的破碎分化

二、同志伴侣:革命长廊里携手并进

三、阶级邻里:集体天地中亲如一家

第三节农村的风情图景

一、婚丧礼俗:革命新风尚的优位彰现

二、节日庆典:革命新气象的地盘扩张

第三章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塑造

第一节新人的罗盘区域

一、革命指向标:从个全之家到集体天地

二、革命力必多: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革命的动力

第二节新人的中国形象

一、思、德、体的典范: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的标本

二、询唤和焦虑相纠结:中国化焦虑症的辐射

第四章农村叙事体例的革命性选择与确立

第一节叙事体例的革命性选择

一、“问题小说”:时代的落伍者

二、“抒情小说”:革命的多余者

第二节叙事体例的革命性确立

一、“史诗意识”:国家人格的追求和偏离

二、“阶级观念”:如履薄冰式的国家想象危机

结语 革命星空下的思索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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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从“革命叙事”的角度对17年农村题材小说进行了再解读,认为17年农村题材小说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成长壮大的想象的叙述,是关于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之中又蕴孕着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的建构。革命意识形态甫始并没有制定出现成的革命话语规则以供作家们纳用,它必须吸附其它的话语资源,诸如民间话语资源和精英话语资源来为我所用,可是,后者的逾矩行为又常常破坏前者运行的规则,因此,革命意识形态屡屡对不纯粹的文本加以批判,借以完善自己的革命话语体系。这显示了社会主义文化理想构建的艰难性与复杂性。但无论如何,17年农村题材小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就此而言,治史家不应依照自己的治史框架随意地把它放逐到边缘地带或历史空白之中。 全文共分四章,外加“绪论”、“结语”两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揭示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17年农村题材小说备受压抑的尴尬命运,目的是探讨其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介绍了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中乡村形象是中国现代性语境下的“想象性虚构物”。小说中的乡村叙事是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关于“中国形象”想象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想象共同体”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终极诉求。其次交代了目前17年农村题材小说研究的商榷点。尽管我们不能把握研究的结果会怎样,但是,我们有理由来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式,整体性的研究视阈以及有所保留的研究结论可能是最重要的。而且还指出对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模塑工艺流程的评价问题。最后指出了研究的意义,即它是中国式现代性内涵的一部分,并借以回顾了“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想象之旅。 第一章是对17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因和内涵进行了考察。它热情地描绘着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现实的巨变,这出自一种新型的农村秩序建构的迫切需要。这种建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想象过程。“社会主义”要想深入人心,就必须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革命话语体系,这取决于革命术语的传播以及革命话语权的确立。前者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后者是其成立的内在逻辑。要想使“社会主义想象共同体”得以巩固,就需要叙事途径加以实现,即“现实革命化”和“革命现实化”。17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块主要设定为农业生产和阶级斗争。革命话语体系的规则相应带来了农村新秩序的内涵,最明显的两点就是:一是乡土空间向革命空间转换:一是革命空间里农民的身份已蜕变为集体身份。所以,这种农村新秩序的建构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想象和认同,是建设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新秩序。 第二章是对17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村的日常生活图景进行了考察。17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民的物质梦想、情感网络以及农村的风情场景成为日常生活叙事的三大模块,革命意识形态便从物——人、人——人、风俗——人三个层面对这种日常叙事进行了革命性整合,以便社会主义意识能够全面地深入到农村腹地。本章节就从这三个层面展开对社会主义革命意识渗入程度的追踪和考察。 第三章是对17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17年农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如此重视农村新人的塑造,一定意义上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想象中,新人常常是现代民族国家人格化理想的代码,是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支撑点。正是由于新人的模塑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才得以建构,农村现实意义秩序才得以确立。然而,这种模塑工艺却浸透着中国式焦虑症的辐射,即“英雄询唤”和“英雄焦虑”相纠结的方式。 第四章是对17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体例进行了考察,从而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想象的特质。本章认为,“史诗意识”的追求对承担着社会主义革命巨大功能的农村题材小说而言无疑具有强大的阐释功能。这种阐释功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阔想象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构想相契合。而“问题小说”(故事型)和“抒情小说”的叙事边缘化特征导致了自己的日渐式微。可以说,史诗性叙事体例才是革命意识形态确定“社会主义共同体”理想品格的最佳选择。然而,在“继续革命”的语境中,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不断窄化为阶级斗争。在“阶级”放大镜的反复照射下,红色史诗中本就蕴涵着的阶级魂魄脱壳而出,史诗所张扬的民族精神被阶级精神所攫取,“阶级”也便以特殊的方式规范着作家的思维、构思、叙述,成为一种思想和文学的模式。畸变后的“史诗意识”幻化为空洞的理想誓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极致想象也便存有如履薄冰式的想象危机。 结语部分把17年农村题材小说置于世界文学坐标系中进行了简单的考察,指出它的独特之处与缺陷,而且还简要说明了它在哪些方面依旧影响着新时期以来作家们的乡村想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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