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康藏纠纷研究(1930-1940)

摘要

民国肇建，中央政府忙于政治的争斗以及东南地区的政治整合，对边疆地区控制大为松弛，致使地方势力活跃，地方主义甚嚣尘上。其时，同为地方政府的川边（西康）、西藏之间，先后爆发了三次冲突甚至战斗，史称“康藏纠纷”。
　　1930年6月西康地区甘孜县大金寺、白利土司为争夺寺产而发生械斗，县知事韩又琦延请驻康的川军入甘孜防范，大金寺则向驻德格的藏军德墨色代本请援，康藏两军遂进入对峙之态。康军排长李哲生的阵亡打破了僵持的局面，康藏双方交火，揭开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序幕。
　　在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一再敦促下，同为地方军队的康军率先撤军，藏军却暗中增兵备战。随后藏军进攻驻甘康军，并将康军逼退至炉霍一线待援。蒙藏委员会一面电饬达赖喇嘛停止进攻，一面派员与西藏方面谈判。刘文辉、唐柯三等地方、中央要员建议以武力解决事端，而中央政府从恢复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正常化的大局出发，希望能和平解决纠纷。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柯三通过助手刘赞廷，与藏军琼让代本签订了《八项条件》，由此引起西康民众与刘文辉的强烈反对。
　　蒙藏委员会特派员唐柯三的“赴康调停”，是国民政府直接干预康藏事务的尝试，但由于中央政府“力有不逮”，西藏地方亦消极应对，唐柯三在寻求与刘文辉“事权统一”的努力也未成功，加之康区民众的切身体验与国民政府“五族共和”观念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受限于上述因素，唐柯三的“调停”以无果而终。
　　1932年，随着康军旅长马骕的遇害及余松琳的率部入康，“巴安事件”的发生，以及藏军对巴安及青海玉树地区的进攻，第三次康藏纠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藏军因战线的拉长及战斗力的减弱，遭到青、康地方军队的联合反击并最终失利。随着康藏“岗托协议”及青藏“青藏合约”的签订，康藏之间暂告安定。而1940年大白事件的处理善后才最终完成，可以将之视为第三次康藏纠纷的彻底结束。
　　第三次康藏纠纷，实际上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初建，尚未完成对四川、云南等内地省份的政治整合，更远未能建立对于边疆地区如西藏、新疆的政治权威，甚至于有外蒙宣告所谓“独立”的历史背景下，川边（西康）、西藏地方由于教俗产权之争而扩大的军事冲突。随着康、藏两方冲突的加剧，国民政府不断商议并派出特派专员赴康“调解”，但收效甚微，进而使得青海省等地方政府也卷入“纠纷”。由于国外势力的幕后支持与唆使、怂恿，使得“纠纷”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此外，康区的部分民众为了家园安宁，也积极参与了纠纷的解决。
　　最终，在历经多方（中英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康藏青等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多领域（如断断续续的政治协商、出尔反尔的军事冲突、沸腾起伏的舆情民意）、多年的博弈之后，“第三次康藏纠纷”方得顺利解决，康、藏、青恢复了和平，各地僧众、民众返回家园。康藏双方划江（金沙江）相安无事的局面，直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藏才宣告结束。

目录

声明

摘要

1 绪论

1．1 课题研究的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3 论文的框架、使用资料及研究方法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1．4．1 “康”与“西康”

1．4．2 “康藏纠纷”

2 第三次康藏纠纷的爆发及国民政府的应对

2．1 第三次康藏纠纷前的国内外局势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2．1．1 第三次康藏纠纷前的国内外局势

2．1．2 英国及英印政府影响下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间的关系

2．2 第三次康藏纠纷的缘起

2．3 国民政府对康案的调解——以唐柯三的入康调停为中心

2．3．1 唐柯三正式调停前的西康局势

2．3．2 唐柯三在康调停及失败

2．4 刘文辉对康案的办理及大白事件的最终解决

3 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各方博弈

3．1 南京国民政府在干预康藏事务方面“力有不逮”

3．2 西藏地方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态度及考量

3．2．1 达赖喇嘛的新政与“班达纠纷”

3．2．2 西藏地方政府在康案调停中的主张

3．3 川康地方政府对于康案的影响

3．3．1 川康政局对康案的影响

3．3．2 刘文辉对康案的影响

3．4 康籍人士对于大白事件的认识及影响

3．5 英国及英印政府对于“康藏纠纷”的干预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