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高级搜索  >
历史搜索 清空历史
首页>中文会议>哲学政法>2012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2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2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福州
  • 出版时间： 2012-11-02

主办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

会议文集：2012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全部论文

相关中文期刊

更多>>

相关外文期刊

更多>>

相关中文会议

更多>>

相关外文会议

更多>>

热门会议

更多>>

最新会议

更多>>

全选（0）
  • 摘要：明清时期,文人延续以诗唱酬,以诗会友的传统,它不仅在文人之间盛行,而且还把中国人这种最能体现友情的方式,拓展到对待异国他乡的外国人——明清传教士.在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上,出现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以诗誉教,以诗护教,以诗宣教.诗成了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用之简单、使之方便的一种工具.本文通过《闽中诸公赠诗》产生的历史背景，从《闽中诸公赠诗》看福建士大夫与传教士的交游方式以及《闽中诸公赠诗》的主要内容，指明了《赠诗》以其生动的资料，丰富的想象，使人们对福建基督教史乃至中国基督教史有了重新的认识，进一步开拓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新视野，从新的角度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并论述了《闽中诸公赠诗》的意义与学术价值。笔者在最后对历史上基督教以及传教士的行为进行了点评。
  • 摘要：当代基督教发展已进入后宗派时期:在欧洲之传统宗派的会众不断流失,而在非洲、拉丁美洲与亚洲等地的教会却有惊人的成长,尤以新兴宗派与独立教会为甚.许多在欧美之外的教会,其传道人员皆产自本土,未接受外国差会之资助或神学上的训练.魏彼得(Peter Wagner)认为,此为历史中之「第二次的宗教改革」.此一改革并非信仰或神学原则上的改变,乃是在实务上的改变.虽然该等「后宗派教会」在发展上至为蓬勃,惟其面临之挑战亦多,尤以「分立」与「合一」为甚.由此可知, 「后宗派教会」在教会实践上急需新的发展方向.本文将探讨倪柝声思想对此一时期之教会实践上的影响:首先,检视当代宗教研究对后宗派教会实践的探讨.再者,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探讨倪柝声对教会立场、教会组织,以及在教会实践上的影响.最后,指出倪柝声思想有助于「后宗派教会」跳脱「分立」与「合一」二元对立的窠臼,为教会新的发展方向提出贡献.
  • 摘要：中国式基要派—“属灵派”的重要人物倪析声及其创立的基督徒聚会处对抗日战争做何种回应以及开展了何种相应的实践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史的重要研究主题。本文尝试梳理基督徒聚会处对于抗日战争的神学及实践回应，并分析这些回应对于中国基督教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得出了1、基督徒聚会处的抗战回应推动了基仔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和强化了中国基怪教的二分模式；2、基督徒聚会处的抗战回应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贡献的结论。
  •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督教保守主义在美国社会崛起,其特征是主流教派的衰落与以浸礼会为代表的福音派的兴起.基督教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崛起的标志是基督教右翼与共和党的政治联盟,其结果是宗教保守主义日益共和党化,共和党正逐渐宗教保守化.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兴起,造成美国社会在涉及对经济与社会同题的态度时日趋保守化.就外交而言,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的崛起强化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宗教神学色彩.
  • 摘要：1924-1928年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教关系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1924年国民党改组,学习苏联的政党体系,并同共产党结盟.经过国民革命运动以及北伐的队伍,到1928年建立了统一的国民政府.党国一体的体系开始形成.三民主义作为一种象征体系,包纳了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要素,成为了以民国政府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整体的标记.192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一方面以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为标志,在本色与合一的旗帜下达到了发展的高潮;一方面又经历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为背景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巨大冲击.这一段时间的政教关系虽然扑朔迷离,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一条浅显的主义之争逐渐浮出,构成了当时党教关系的一根主脉,笔者以两种主义入手重释当时民国政教关系.对现代化日深的中国而言，宗教应该作为一个“现代问题”加以认识。同中国经济现代化一样，宗教问题也应该保持着不断发展的形势，应保持与世界先进思想的结合，适时反应民众的生活和观念，以便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精神需求。尽量缩小政治和宗教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作为现代政体的政府，以打击迷信的名义，对宗教进行限制和打压;另一方面政府又通过现代意识形态将自己塑造成新的崇拜对象。中国政治集团往往以压制的统治学方法去管理宗教，缺少法制理念，这最终会是宗教管理流于“人治”，这将成为中国宗教发展的最大瓶颐，当务之急是应该制定宗教基本法，将法治引入宗教管理领域，对于引导健康的宗教发展至关重要。
  • 摘要：作为20世纪增长最快的基督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本文以安息日会在中国的机关刊物《时兆月报》 (1912-1951)为基础,参考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处境,探讨一种中国版的"时兆文化".安息日会作为一种基督教运动,以强调末世思想和基督再临、敬守礼拜六为安息日而著称.安息日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与一个"动荡的中国"交相辉映,灾难性的战争和战争的灾难性成为了众多人寻求基督的一个重要背景,战争与救赎无疑是一个核心的主题.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中国和世界的格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这为审视安息日会在同一时期的普遍观念和本地关怀提供了契机.此外,在安息日会发展过程中,对食物和健康的重视、对青年和家庭和谐的关注、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等,又成为其别于其他教派的新特征.以上种种可以提供一个考察安息日会本地关怀和人文理念的新视角.
  • 摘要：英国浸礼会1846来华传教,先后开辟了山东、山西、陕西三传教区,直至1952年撤出中国,为近代来华典型的新教差会之一;浸礼会由于传教士数量有限,比较重视中国布道员的培养,提倡教友自己管理教会;因经费所限,浸礼会多提倡教徒捐献,供应本土职员所需薪金,自养程度甚高;浸礼会还鼓励平信徒参与布道,组织国内布道团,推动教会自传;浸礼会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积极调整传教策略,促进了中国教会的本色化,但因政治局势、经济条件等原因,其本色化历程并为真正实现.
  • 摘要：笔者据基督会传教士自传、传记等英文文献，结合巴塘地方志和田野调查，深入考察1908-1917年间美国基督会在康藏腹地巴塘汉藏文化中的本土化适应。鉴于清末民初康藏地区对传教士长期持排斥和抵制态度、巴塘教案多发的时代背景和异常艰难的环境，基督会并不是直接并通过传教的方式在康藏腹地巴塘站稳脚跟，而是通过与当地汉、藏社会和文化相适应的种种策略和医疗等其它间接途径逐渐开展工作、扩大影响。1917年以后至1950年基督会在巴塘的活动史表明，其早期本土化努力为后来基督会在巴塘的长期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避免了类似于天主教会在巴塘的命运和结局。
  • 摘要：新教传教士一方面在英国,通过各种途径向英国政府抗议鸦片贸易,争取英国国内舆论支持,以影响英国对华贸易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国,向中国人散发宣传品和小册子,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告诫大家莫吸鸦片.但是,仅仅宣传抽鸦片的危害是不够的.很多医学传教士提倡建立戒烟所,即鸦片戒毒所,以实际行动帮助中国人民戒除鸦片瘾.内地会医学传教士稻惟德(A.W.Douthwaite)负责内地会在浙江温州的医疗事业,在内地会教会医院和戒烟所事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向他们宣传抽烟的危害,劝他们戒烟,就像站在岸上跟即将溺水的人说在水里待太久的后果一样."在他看来,空洞的说教并不能产生直接而有效的结果.他认为,"帮助他们戒烟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在这个国家各个地区建立戒烟所,如此一来,成千上万个家庭才能免受其苦."戒烟所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医疗场所，以医疗行为为中心，内地会传教士还走出戒烟所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交往活动。从传教策略的角度看，这大大拉近了内地会传教士与当地人们的关系，使得传教士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经常有戒烟成功的鸦片瘾者主动邀请传教士到家中做客。与街头的巡回传教相比较，传教士被邀请至戒烟者家中，这体现了传教士与当地民众形成了更新的交往方式。借助戒烟活动，内地会传教士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也建立起与当地民众互动的社会交往方式。
  • 摘要：基督教义始终强调:耶稣有两个完满而整全的性质,即神性和人性,二者不可分离,耶稣是神亦是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会宣教的双重影响下,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徒对耶稣人性的理解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为神、为人的耶稣被"圣化",成为孝亲、博爱、公义、勇敢、顽强等伦理性格和道德品质的象征,不仅激发了教徒的信仰热情,而且成为他们认知与应对现实苦难的精神资源,是他们在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中效法的榜样.而耶稣受难背后的"救赎"深义也因此被冲淡甚至消解.恰如上文所述，教徒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理解耶稣受难的救赎内涵，因此宗教宣扬的神学意义往往是以传统的伦理逻辑展现出来的.缺乏救赎观念的晚清乡土教徒普遍都有这样一种意识，即“耶稣是为我们受难的，我们应该报答耶稣”。“吾主耶稣真天主，为我们受了死刑，我们为天主舍生致命不是应当的么?”这反映的恰是中国民间一直沿袭着的“报恩”伦理和“尊神崇圣”的传统。
  • 摘要：关于利玛窦最负盛名的著作《天主实义》的成书过程,虽前辈学人撰文多有发明,然众说纷纭,未有定论.另外,此书与同时期几部其他相关著作的关系,并未得到清晰的阐明.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上述问题.详细的文本分析显示, 《天主实义》在结构和内容上多有因袭罗明坚《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和范礼安的《日本教理手册》(CatechismusChristianaeFidei,又名Catechismusjaponensis),特别是可能属于初稿的前四篇部分章节.另外,本文亦根据《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和《利玛窦书信集》及其他相关记载,考辨诸多章节可能的写作时间和契机.附带论及《天主实义》和利氏晚年另一本著作《教理问答》的关系.
  • 摘要：教会大学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较为特殊的部分,其办学理念、学系设置、师资结构和学生社团独具特色.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地区终结之后,何明华基于香港对精英人才和宗教扩展的需要,主导创办了崇基学院.该学院初创时期,何氏积极奔波于港府、社会各界和各教派团体之间,在筹集经费、学校选址、师资延聘等方面,成效显著;在学院命名、校徽设计、校训确定方面,何明华力主体现基督教精神和沟通中西的特色;崇基学院兼容文理的专业设计、人生哲学特色课程的设置、学生教俗社团融洽并存的办学格局,无不昭示着崇基学院对近代教会大学传统的传承和拓展.
  • 摘要：经过基督教本土化，中国教会既被纳入全球普世教会大家庭，又以自身宗教个性充实着普世教会的丰富。基督教本土化过程充分展示了全球普遍性与地域特殊性之间的互动。同时，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进程也为Robert的论点提供了左证，基督教本土化的任务始终都要落于中国信徒肩上。基督教本土化不仅是宣教士们「三自」策略的一部份，为的是福音果效的最大化，而且更是宣教地教会生长发展的必经阶段。福音受者表达其信仰认信的意识日益增强，这种自我的宗教经验被本土信徒「道成肉身」为有形之国家教会。基督教普世价值与个体文化特征在此融为一体。本文以中华国内布道会为案例，通过分析中国主流教会二十世纪初在基督教本土化进程中的努力，意在发掘国内布道会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国内自传团体在中国基督教本土化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其意义所在，并由此探究基督教普世价值是如何适应于地域特殊处境中的。
  • 摘要：《华西教会新闻》是20世纪上半期西方传教士在华西经营的一份英文报刊.刊物最初的宗旨是,面向华西传教士出版,由传教士撰稿和管理,为传教士提供交流信息、交换观点的平台.随着时代的演变,其办刊宗旨和方针有了悄然的转变.刊物主编的办刊理念从为传教士服务扩展到为中国基督教发展提供思想交流平台;读者对象逐步囊括懂英文的中国人士,作者范围也扩大到能以英文读写的中国基督徒.这一变化与中国本土教会的发展和中国基督徒文人的成长相呼应,是了解四川基督教发展的一个侧面.本文尝试以《华西教会新闻》的办刊宗旨的演变为对象,分析以主编为代表的刊物编管机构对刊物主旨的认识、刊物中国作者群体的发展两方面内容,来考察四川地区基督教的本色化状况.
  • 摘要：本文介绍了天主教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历程。法国保教权使天主教会与西方地殖民侵略联系在一起，使得上帝的面目显得一片模糊。法国保教权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天主教会中国籍神职人员地位低下。1900年后，整个中国天主教迎来了其大发展的时期。20世纪初天主教教务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教会自身调整的结果，表明教会的一种积极开明的改革姿态，但是这种开明是有限度的，是一种消极的改革策略:而雷鸣远则比教会当局走的更远，他代表的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改革势力。虽然他改革的立意是基于教会的发展，但是这种方式也会不可避免的招致其与教会当局的分歧与冲突。虽然法国的保教权在20世纪初期有了很大的衰落，天主教会本身也在不断的调整中获得教务的大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教会所形成的积弊却仍然存在，成为制约教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在继续危害着教会的社会形象。而以马相伯、英敛之为代表的教会精英在20世纪初开始对教会的积弊提出批评意见。后雷鸣远主铎天津与“天津运动”。针对20世纪初中国天主教会的困局，以雷鸣远神父为代表的教会神职积极寻求在教会体制内实现突破，从而大大加速了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甚至完全可以说雷鸣远的种种意见和做法是直接继承了“利玛窦规矩”，是三百年后在完全意义上承行“利玛窦规矩”的西方传教士中的第一人，是试图修复西方与东方久已断裂的正常关系的一次成功努力，雷鸣远神父也成为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当之无愧的先驱。雷鸣远神父的名言是“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其中就包含了“爱国”与“爱教”的双重含义。而且他在实际中充分鼓励和肯定中国人的“爱国心”，这对于一名外籍传教士而言，实在难能可贵。而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其试图统一“爱国”与“爱教”的努力极大地化解了天主教徒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消除了社会对于天主教的负面认识。对于今日中国天主教会而言，欲争取教会的团结与前进，非常有必要在包括神职和平信徒在内的教会精英中，通过对话、沟通与交流，本着教会的信仰真理和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的现实处境，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也唯有如此，才能增强教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无论对于对内争取教会的团结和长治久安，还是对于对外实现教会与政治及社会的良性互动搭建一个平台，都会提供诸多的可能。
  • 摘要：中西医的碰撞与融合,始于传教士来华,一般认为,作为近代西方先进科技的一部分,西医在面对中医时,总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近年来的研究中,新教医药传教士作为传播者在中国近代医学史、社会文化史等各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但这一群体对中医抱有何种看法、如何对待中医则少有专门研究,而这恰恰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中不可忽视的一方.本文选取伦敦会来华医药传教士伊博恩为叙述对象,通过他对中医药的研究经历,试图以个案还原冰山一角——在普遍"居高临下"的印象背后,也有专业人士选择以平视的眼光审视中华传统医药学,并将自己得出的结论介绍给自己出身的西方文明.本文主要以耶鲁大学三一神学院档案馆所藏伊博恩个人档案为基础,再现伊博恩的生平,通过对其学术背景与在华医药研究履历的铺陈,了解伊博恩与中国及中医的相遇、直到之后投入中医药研究事业,并毕生为之奉献的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搜集伊博恩生前所发表的中医药研究著述,结合他人对这些成就的评论,试图对伊博恩的中医观有所阐发.最后,将早在伊博恩时代中西医药结合即已列入研究范围的历史,与当前中医药愈发式微的现实相联系,以期百年前中西医药相遇、碰撞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今中医药的生存与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皖南D村迅猛发展的原因有三:其一,乡村文化传统的遗失减少了基督教传播的障碍;其二,宗教生态的变迁为基督教的复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其三,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迎合了村民治病驱邪,祈福求愿的功利性心理需求.基督教在D村复兴的原因也许可以为当代中国农村的"基督教热"提供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解释视角.基督教是在文化传统遗失，宗教生态变迁以及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才得以在D村迅猛发展。而D村的基督教复兴原因也许可以为当代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快速发展提供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解释视角。
  • 摘要：D村是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教区的一个有着200年历史的教友村,在基本上完成本土化过程的背景下,当下教友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信仰风俗化.所谓风俗化在此是指天主教会中,老教友们的信仰生活失去了本身的生命力,而仅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维持,甚而,慢慢地将单调、重复的信仰仪式变成了一种不得不遵循的风俗习惯.如果说本土化是天主教在其传播过程中有必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与其相比,风俗化就是当今中国天主教传播过程中在保教方面不得已面临的一个困境.本篇论文将试图以内蒙古某堂口为例，深入探讨“本土化”和“风俗化”这两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中天主教传播的影响及未来发展命运的观望。期颐能通过对这个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教友村之观察和探讨，能对当代天主教在乡村社会中的发展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
  • 摘要：笔者已经确定了16个传教士参与医疗任务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个基准数，肯定会进一步增加研究。地理分布包括：6人在福州，10人在厦门福建省。这主要是西方男性传教士，主要是英美国家传教士，有医学学位或受西方医学传教士培训的或者文员，另外还有1名中国医学传教士。
  • 摘要：教会赔款是庚子赔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来华的特殊外国人群体,传教士对教案赔款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本文以美国北长老会为例,探讨海外宣教部、差会和传教士对于赔款的态度及采取的具体政策.就具体政策而言,美国北长老会采取了适度减免赔款的原则,这样的赔偿政策体现了传教士在道德和利益之间的选择,体现了基督教会与其他西方机构的区别.但无论传教士及差会采取何种措施,其最终措施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实现中华归主.
  • 摘要：宗教冲突与调适问题,是构建宗教和谐的重要话题.论文以云南红河县哈尼族聚居地区为个案,对当地哈尼族传统宗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与调适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信仰和习俗的差异以及现实利益的冲突,是引发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矛盾冲突反映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有不同的类型和表现.这种冲突和矛盾可以通过双方在现实生活中的不断调适而得以解决,体现了社会文化发展的"相遇—冲突—调适—共存"的一般规律,提供了不同宗教间的冲突及其调适的生动范例.
  • 摘要：滇北禄劝县茂山乡法乌教会系多民族杂居地区农村教会,信徒群体以汉、彝为主.本文论述了当代法乌教会的自养问题,基督教文化与地方习俗间的冲突与调适,信徒群体行为模式对当地社区其他群体的影响,并探析彝族信徒组建布道会对大凉山地区宣教的尝试.
  • 摘要：本文以著名布道家宋尚节博士创作的《奋兴短歌集》与宋尚节日记为主要分析对象,考察兴化①基督徒与移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海外兴化基督徒的礼仪与生活.②在宗教与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生活的互动过程中,随着教会组织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相关的宗教礼仪程序、仪式音乐都逐渐带有兴化本土特色.因而作者还将讨论《奋兴短歌集》在教会仪式、基督徒家庭、社交活动中的实际运用,讨论本土化的教会音乐为基督化的家庭生活,乃至基督教传教事业带来哪些影响.
  • 摘要：近代中国,天主教继承了明末清初的传统,立足于传教的目的,对中国本土宗教进行了持久的批评.《真道正言》是《益世报》的一个专栏,约创刊1929年3月15日,到1930年8月14日停刊,历时约518天.该专栏先后刊登的作品,从明末到民国,不同时期的作品均有,其中明末清初5种,晚清3种,民国15种.以往学者基本没有注意到该专栏,很少利用其中的资料.这些作品的内容,多是通过批驳包括儒教、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本土宗教,以宣传天主教义、反驳社会各界认为天主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言论、彰显天主教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真道正言》对中国本土宗教的批评,其策略是将儒教和其他宗教区别对待,全盘否定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对儒教的态度则较为复杂,对早期儒教,有批评也有利用,对宋明理学,则全面批评之.《真道正言》批评中国本土宗教的目的首先是传教,也包含争取天主教的合法性以及为民族国家的建设服务的目的.总体看来,它对中国本土宗教的批评,虽不乏切中肯綮之言,也符合中国现代化和反迷信运动的时代进程,但也不可避免地有些求全责备,没能很好地上升到理性层次.
  • 摘要：本文即拟详细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会(主要指中国政府承认的三自教会)对外交流活动的历程，以便为进一步开展此方面研究做基础性的准备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日趋频繁与繁盛的国际交往给中国基督教会带来很多收获，在灵性上、神学思想、圣经知识、教牧工作经验等方面得到造就，在人才培养方面得到很大的帮助，在具体事工方面也得到技术、经验、财力、物力的分享。中国教会的普世教会观念也在对外交往过程中逐步得到加强。而国外教会人士，也通过亲身目睹的事实，消除了过去对我国宗教活动情况的一些偏见和疑虑，从而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当前，中国基督教会仍然处在迅速发展之中.展望未来中国基督教会对外交流活动，应更加重视同海外教会的深层次交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及“宗教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基督教会的对外交往活动必然会更加频繁地进行。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及中国教会的不断壮大，中国基督教会对外交流的繁盛局面也必然会持续下去。
  • 摘要：清朝末期,福州存在赌棍、地棍、讼棍、无赖闲汉等各种类型的棍徒.这些棍徒或是抢劫、盗窃、讹诈、拐卖、欺压乡民,或是设局赌博、制造假银、打架斗殴,扰害乡民.对此,政府颁布了有关禁令,悬赏缉凶,甚至强力压制.但这些管理手段只能起到暂时的短期作用,福州棍徒的存在及其负面影响仍无法根除.本文主要以《闽省会报》(该报目前在福建师大仅存1875, 1886-1990和1895-1896等部分)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对福州棍徒的类型、活动影响及政府对棍徒的管理措施和效果等方面进行初步探究。
  • 摘要：历史资源的合理有效使用取决于对待历史的态度.从中国近代教会史来看,历史的解释与书写经历了从政治主导到让事实说话的过程,这受制于时代环境与历史意识,滋生并遗留了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对历史整全、平衡、连续、立体的认识与把握,纠偏归正,以解决历史问题,应对现实挑战.合理有效地使用历史资源必须务实求真。历史和现实的确可以互相观照，但是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历史，也不能以历史的情境简单套用于现在。基督教在社会主义中国还将继续存在发展，我们要以整体、全面、连续、立体的历史观来解读中国近代教会史，使基督教在中国健康合一地发展，为社会公平有序的发展发挥其独特的影响与作用。
  • 摘要：本文即拟以倪析声的教会观为中心，特别是《工作的再思》一书的要点;并参考杨绍唐和黄渔深的讨论，对这一历史的命题加以反思，也期对今日中国的教会建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无论是杨绍唐还是黄渔深的批评，都不能影响《工作的再思》一书在近代中国教会史上的经典地位，也无法否定倪拆声本人的创造性贡献。然而，这个讨论的更深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一个中国教会在发展中所必然面临的馗尬和两难处境—为天上的教会，还是地上的教会;是为广传福音，还是让教会扎根;神的普遍事工还是个人的具体事工更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杨绍唐和黄渔深是无法完全体会倪析声当时的整体处境和感觉的。一方面是教会势力的逐步壮大，另一方面又面临内部的一些问题。倪拆声的思考，固然有神圣启示的创见，却也不能不说是对现实处境的回应。
  • 摘要：对于非宗教运动在宗教发展史、青年运动史、争取教育权运动史上的意义学界关注得比较多,但是,对于这一运动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则似乎落在研究者视野之外.笔者以为，在非宗教运动中有人提出了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并且主张科学中也是有信仰的，从而在双重意义上超越了科玄论战。非宗教运动的思想史意义也因此凸现。但是,一方面,在非宗教运动早期,便有人先于其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提出了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另一方面,在非宗教运动中有人提出了科学中包含信仰等因素,此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迈克尔·波兰尼、托马斯·库恩等人的研究成果十分契合,表现出了超越科玄论战中单纯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维度.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非宗教运动的思想史意义值得重视.其思想史意义被忽视的原因恐怕在于总体上非宗教运动的政治意味压倒了学理辨析、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盛行、以及对科学非实证主义观的证明不足.
  • 摘要：基督教二十个世纪以来,圣经读者和教师对于新耶路撒冷一直感到困惑不解,关于这方面的解经鲜少、不全.近年来,逐渐有许多着作开始较为完整的论到新耶路撒冷.然而,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倪柝声即在新耶路撒冷的解经上,有非常卓越、完全的阐明;在这方面,倪氏所释放之亮光的丰富是空前的,足以为后人详加研究、发扬.本文系以倪氏后期对于新耶路撒冷的论述为主体,时而参酌前期部分的观点,以呈现倪氏新耶路撒冷观的全貌.
  • 摘要：笔者正致力于从群体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革命者的基督徒身份，既探讨一些领袖或重要人物的革命者基督徒身份，如孙中山、蒋介石、冯玉样等，也研究普通的革命者基督徒身份，如陈少白、陆皓东等。笔者觉得对这一群体的分析需要考虑三种话语，一种是革命的话语，一种是基督宗教的话语，一种是心灵关怀的话语，但都离不开现代化的话语。本文主要以孙中山为例，大致谈谈笔者对革命者的基督徒身份研究的初步认识。得出了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助力革命，首先，孙中山成立革命组织时得到基督徒的襄助。其次，孙中山宣传革命思想时得到基督的支持。再次，孙中山领导武装斗争时得到基督徒革命党人的积极参与且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孙中山革命出险或募捐时得到基督徒的救助。孙中山毕生的革命活动，始终得到一部分基督徒身份的党人和友人的帮助与支持，成为他革命事业的得力参与者和积极支持者，一次次为他的革命活动也为中国近代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摘要：珍珠港事变后,日军确立清除华北教会中英美传教士,改造和控制中国教会的政策.通过日军幕后制定指导方针、伪政权前台实施的办法,西方传教士祓从教会中清理出去,中国教会与英美教会彻底脱离关系.教会学校、医院被强行剥离,原有的布道、教育、医疗三位一体的传教格局被打破.日伪将华北教派林立的基督教会统合成一个便于控制的华北基督教团.尽管中国教会和教会领袖对日伪的控制进行了反抗,并有王明道的成功坚守,但最终日伪基本实现了其改造教会的目标,强化了对华北基督教的控制.
  • 摘要：祭祖是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遇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晚清民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面对长期困扰教会的祭祖问题,以文字"卫道"著称的基督徒——张亦镜进行了积极地回应.他从神学保守的角度阐释自己的主张:坚决反对祭祖,但是又肯定祭祖的价值,主张"基督化"祭祖方式,其目的在于向社会解释——做中国的基督徒,不是忘记祖先的不孝子孙,而是敬祖的子孙.通过张亦镜祭祖观的研究，可以窥看作为“双面人”的中国基督徒在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之间所经历的心路历程.
  • 摘要：绥远地区相当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盟市及阿拉善盟.按清代来说则是绥远城将军所辖区域的乌兰察部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都统所辖区域的察哈尔八旗、口外各厅县以及锡林郭勒盟,还有陕甘总督所辖区域中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西方传教士在此布道时,针对蒙、汉民,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风俗、信仰等的不同,分别采取了直接布道和间接布道两种方式.直接布道方式,即宣讲教义、巡回布道和散发印刷品.而间接布道方式主要是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和社会改革活动.如英国教士华国祥在绥远地区建立教堂后于每周日讲道一次,同时还用"征文之法",即由教会出题,出银悬赏文人作品,传教士们也曾在街头巷口赠送"华文劝世文"及福音书,圣经故事等迎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关于绥远地区的基督教布道方式与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相关研究在学术界至今仍是寥寥无几,并未发现相关的论文及著作.在中国基督教布道方式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领域的研究中,绥远地区的研究因其地域的差异更有特点,成为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绥远地区的传教士针对不同的布道对象,并为了适应当地的文化在基督教本色化的进程中不断以文字为中心调整布道方式,本文试图对绥远地区的文字布道方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此同时,绥远地区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相比,较其更为复杂.本文将再基督教在绥远地区的传播经过蒙汉之民之间,蒙、汉民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双重矛盾才进入相对融合的本色化历程;并对今天绥远地区基督教在多元文化中的发展提供借鉴.
  • 摘要："本色化"在中国境内可视为与"本土化""中国化""处境化"等同的学术术语.20世纪上半叶整整半个世纪,广西基督教"本色化"的发展与分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域的特殊性,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分期.笔者综合以上因素,初步将其分为草创形成期(1900-1920年)、发展高潮期(1921-1930年)和巩固蜕变期(1931-1949年).其中第一个分期内推动广西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导力量是西方传教士;第二、第三分期内广西基督教徒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推动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导力量,传教士退居次要地位.
  • 摘要：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后,必须要建立起自身的话语系统,一种能表达自身思想和概念的话语,一种有别于其他宗教的话语,而话语系统的建立首先必须依赖于词汇.基督宗教既然是一种外来宗教,它所带来的肯定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的思想和概念,也就带来了中国没有的新词语.考察圣经新词语的产生和演变,可以对作为广义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和演变,以及影响范围的广狭提供一种解释.对基督教圣经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天主教巴黎外方教会的白日升圣经译本。他的圣经翻译与耶稣会士们的圣经翻译，显然是有相当的差异，如他将世界创造者没有译为天主教会认定的“天主”，而译为了“神”，而这一词语却被基督教所继承。基督教马礼逊和马士曼在参考白日升译本的同时，又开始了基督教词语的自身创造的历程。在汉语词汇学史上，19世纪上半叶新教传教士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先启后的角色。1822年，基督教出版了历史上第一本汉语圣经全译本，即马士曼译本。1823年，马礼逊圣经全译本也出版了。作为最早的两本圣经全译本，二马译本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估量的，奠定了圣经新词语的基础。大体上，与明清天主教传教士一样，基督新教传教士创制新词都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利用古代文化中的旧词语赋予新涵义，或延伸其义，或加以基督化，即所谓旧瓶装新酒。二是传教士另创新词新语。
  • 摘要：普兰丁格在《保证:当前的争论》中开始探讨合理性概念的不同含义.普兰丁格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表现为最终必须确定一个关于合理性的"规范性问题".他探讨了五种合理性概念,分别是:1、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意义上的合理性;2、作为恰当功能的合理性;3、作为理性衍生(deliverances)的合理性;4、作为符合手段-目的的合理性;5、阿尔斯顿从感知到信念的实践合理性.本文将论证，内在合理性具有或然性，即使以普兰丁格的论证为前提，仍然可以在不违反内在合理性的前提下断定“一个事物的存在/不存在是可能的”。同时它不必是斯温伯恩的那种或然性概念。斯温伯恩与普兰丁格的争论集中于内在合理性究竟是否与概率相关。通过分析:第一，普兰丁格反对把合理性理解为理性官能的恰当运作，其论证是有问题的。第二，普兰丁格根据A/C模型得到了保证概念，但是他却运用他所反对的内在合理性概念来论证一种没有保证的情况。第三，通过重构认知环境概念，一方面可以取消斯温伯恩的概率问题:另一方面，仍然可以有保证地对上帝的存在不做判断。
  • 摘要：本文仅拟就哀怨这种情感为突破口，通过《诗经》和《诗篇》的比较研究探讨儒家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传统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与不同。以《毛诗序》为“诗教”集大成者的《诗经》解读，关注的是世俗人生中诗的伦理教化作用，这种伦理教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消洱和化解王权统治下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以达到一种“和”的境地，而“和”的最高境界就是儒家哲学追求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要求不断的提高个人修养，培养个人“温柔敦厚”的道德品性以符合“天”的要求，这种道德修养只需向人的自身内求而不需要依靠一个外部的“神”的力量，因此这种“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体现出浓重的重此世、重人伦情怀。而《诗篇》作为《圣经》的一部分，作为上帝的自我启示，其中表达的喜怒哀乐都是人们对上帝之“道”的体悟和领会。对喜怒哀乐的表达都是在上帝面前进行的沟通与对话。上帝通过聆听进行帮助和拯救，人们在苦难中获得救赎和帮助的一切希望都在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身上，上帝的这种超越性和完满性决定了人们在世俗世界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追寻上帝的应许，在世俗世界中坚定自己的信心，不断的在各种试炼中加强自己的灵性修养。这就使得基督教思想体现出浓重的重超越、重灵修特征，与儒家哲学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差异与不同。
  • 摘要：民国二十二年(1933)吴宗慈主编的《庐山志》无论从体例,还是内容来说,都颇多创新.其中"山政"一纲, "为古今山志之首创".它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渗透下催生出来的,充分记录了:租借地涉外议案,中央行政、省级行政驻山机构的建置,地方自治和政治设计以及其公共事业和军事设施等.它详实展现了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下,晚清、民国政府,九江、星子地方政府以及九江、星子地方士绅及百姓的应对态度从开始的反抗,到之后的无可奈何地接受,再到此后的吸收先进文化与改进落后文化的过程.
  • 摘要：在民国十三所基督教新教教会大学之中,之江大学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所学校,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于1845年创办的崇信义塾.这所差会学校"以培植教牧人才为宗旨",而在半个世纪之后,竟然发展成为一所以世俗教育为主的近代著名高等学府.这其中的沿革过程和嬗变详情实是值得研究的内容.遗憾的是,学界对于之江大学早期的历史,尤其是崇信义塾(1845-1867)阶段以及迁学至杭州初期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相关著述仅略略一提.本文依据美国长老会的档案文献,对这段历史稍作研究,以便更加清楚地认识近代差会学校在华发展演变的历程.尽管之江大学早期是一所为传播基督福音而创办的学校，其毕业生大多成为牧师、传教助手和差会学校的教习，但以崇信义塾为代表的第一批在中国本土出现的西式学校，“实际上在一个时期内成为教授某种形式的现代知识的唯一机构，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机构。”于西方教育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以及晚清中国教育革新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 摘要：20世纪前期,中国东北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勃兴,主要表现为自理、自传、自养等几个方面.其进程与全国教会既有共性,又有独特之处.东北教会在自理方面成效显著,教会主流较好地实现了权力的再分配,中国信徒获得了诸多管理权和决策权;然其内部出现过争议、甚至局部分裂,中国信徒也缺乏承接权力的信心,使得自理成果大打折扣.东北教会的自传运动表现突出,黑龙江华人传道会成为中国自传教会的先驱和典范,但规模过小、影响有限.东北教会在自养方面达到较高水平,在全国教会中处于领先地位.东北教会本色化运动特点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境遇关系密切,也与教会内部诸多主客观因素有关,其历史经验是中国基督教发展史的有益补充.
  • 摘要：西方汉学研究是中西文化交流上重要的一个环节.到了十九世纪,从汉学的学术性转向看,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西方汉学经过学术性的规范和一整套方法体系的整合,更加体现出一种文化理解另一种文化的努力.以马礼逊为首的早期伦敦会来华传教士正是处于十九世纪初期这个西方汉学发生学术性转型的分水岭上.英华书院具有一个"东亚研究院"的性质,大量收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文献资料,翻译出版了许多研究中国的书籍和刊物,并且培养了很多在西方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学研究人才.本文拟以英华书院为背景，探讨从马礼逊开始的早期伦敦会来华传教士从事的汉学研究的情况和他们对汉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 摘要：本文以1928-1941年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书评为基本史料,探讨传教士所阅读的论述中国的书籍.以笔者之见,传教士对中国的透视具有如下一些特征:视角多维,视野全面;批判细致而深入;见解有偏颇之处,但总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深度;强调从历史的视角来认识现状;从学术的途径取得认知的深度;关注具有时代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力求客观,但也不掩饰基督教的色彩;从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皆可看出其对中国处境的关怀.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基督教在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拓展深入,日益成为教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三原县东片教区作为关中地区的一个百年老教区,见证了基督教在关中地区多年的兴衰变迁.本文在对三原县东片教区福音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原县东片教区基督教传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了东片教区基督教传播的原因,及其对教区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 摘要：此文章分析的是闽南地区的基督徒如何在葬礼上执行宗教仪式,重点强调了基督徒团体如何利用葬礼创造并表现出他们独特的基督徒身份.但是,这样的葬礼并不是在真空中实施的,而是中国闽南文化的产物.文章依托宣教报告和中国基督徒葬礼的个人故事,从中会看到"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葬礼仪式的独特性,包括葬礼的声音(歌曲和哀乐以及人的哀哭)、服装、列队等.这个话题也提供机会来探讨闽南基督教徒怎么创造与推广他们的新的身份.另外,文章最后着眼于中国基督徒的坟墓,特别那些在鼓浪屿基督教坟场.这些墓地的保留为当代闽南基督教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 摘要：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使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教民.以往的研究中,将教民入教动机简单的认定为"吃教"、 "恃教"、 "倚教",并未能完全解释晚清教民入教的动机.本文以湖北教民为考察对象,对教民入教动机进行分析和探讨.笔者深入湖北各地，进行田野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希望能从现有掌握的档案材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中尽可能的对湖北教民入教的动机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
  • 摘要：在华女传教士这个群体是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领域不可忽略的部分,学界以往对在华女传教士多从传教史的角度切入.本文主要关注晚清在潮的美北浸信会单身女传教士斐姑娘(Adele Marion Fielde,1839-1916).斐姑娘是开拓潮州传教事业的主要传教士之一,1873年至1889年在潮服务,她在培训本地女传道方面的突出成就以及她撰写的数本有关中国妇女和社会的著作使她蜚声传教圈内外.本文试图以斐姑娘为个案,初步探讨兼有诸多传统和多元信仰并存的潮州社会及文化,尤其是其男性主导的性别模式及文化这一因素在其传教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亦探讨在该地区男性主导的社会及文化与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碰撞及交流下,斐姑娘作何调适.
  • 摘要：本文以怒江娃底傈僳人改宗之宗教经验为核心,在与已有宗教经验经典研究的对话中,呈现娃底人个人和群体宗教经验的背景与社会根源,讨论、分析产生这一宗教经验的社会组织及其机制;并在阈限论的视角下,返身阐释宗教经验对于社会结构及其运作过程所具有的实质性作用.进而在宗教经验情感论、超验论、自然论、感觉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论的观点和分析视角,希望扩大和加深对于宗教经验问题的理解与阐释.
  • 摘要：从唐代景教(也就是聂斯脱利派)传入,基督教开始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充当帝国主义入侵的马前卒的传教士们在广阔的中国十分活跃,他们在思想上对于人民的控制是其侵略活动的帮凶.但是并不否认基督教在某些地区的传播,客观上提高了当地的科教文卫水平的发展.本文以描述地点为位于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威宁县,通过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自基督教传入发生的变化,从中得出基督教传播对于欠发达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的改变有一定积极意义.
  • 摘要：真耶稣教会和基督徒聚会处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本土教会,它们都经由福建传入台湾,发展成为当地较有影响的基督教派别.本文探寻了两教派在闽创立传播、由闽传台的历史轨迹,以及两地日益密切的宗教交流,揭示了闽台两岸不可分割的宗教关系.
  • 摘要：民国时期的甘肃，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然而由于封闭落后，所以这种转型举步维艰。因此封建、落后的陈旧思想依然存在，比如缠足，比如重男轻女。但还好也有繁荣进步的部分，比如兰州的市场经济。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的人们，一方面陈腐、顽固，一方面又急于改变，希望接受新鲜事物。基督教能在甘肃这样的地方成功传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此。抛开其他不谈，基督教在甘肃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甘肃从封建社会渐渐向着民主社会的转型。在这期间，传教士的作用不容小视，他们的到来，使甘肃社会的整体面貌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很大的改观。比如，吸食鸦片的烟民渐渐减少。缠足的现象，有所改观。在他们的教育和鼓励下，妇女走出了家门，女孩儿也得到了父母的疼爱。他们在甘肃，不仅传教，也进行福利事业，比如开办学堂，建设医院，而这一切对贫困落后的甘肃而言，无疑都是不小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甘肃能够渐渐改变，传教士发挥的作用难以磨灭。
  • 摘要：笔者认为，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近代以来基督宗教的本土化过程实质上反映了政(政治、政府、政权)教关系、社会与宗教关系、经济与宗教关系的重新建构过程。为此，本文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与分析方法来加以解析基督宗教的本土化现象。论文假设该历史进程的所有参与者的行为都是理性选择(即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所以，本文并没有发现更多的新史料，只是在现有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重新诊释和整合。
  •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风险社会的出现及其程度的不断加深，好撒玛利亚人法所彰显的济贫解困功能日益明显。近年来频频遭遇见危不助、见死不救的冷漠，社会人际关系淡化，彼此间关J坏和信任匾乏。为此，既需要通过教育而进行道德重塑，同时更需要借助于法律规范的强制力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矫正。因为单凭人们的道德与良心，恐怕难以扭转当下见死不救的社会风气。好撤玛利亚人法的设定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在设计制度时，不仅需要考虑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而且更应注重该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性和可接受性。因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通过厘清好撒玛处亚人法的嘴矢，梳理两大法系好撤玛利亚人法的立法演变，认识共同经历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现象，好撤玛利亚人法已为各国决策者在法律制度设计和实施方面的持续努力和不断尝试，所有这些，均为我国法律改革提供实证素材。笔者认为，我国应当作好撤玛利亚人法的相应立法，为人们设定一定的危难救助义务:行为人知道他人人身正处于危险境遇，能够帮助并且帮助不会损害到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时，行为人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帮助、援助他人以摆脱危难或困境。对于不履行危难救助义务或者救助不当的人，除非存在免责事由，否则应当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客服邮箱：kefu@zhangqiaokeyan.com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9741号 ICP备案号：京ICP备15016152号-6 六维联合信息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