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意义”的重建及其限制——“‘潘晓’难题”的文学展现(1980—1985)

摘要

本文以发表在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上的“潘晓”来信为引子，将“潘晓”在信中所暴露出来的两难之境--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不再可信；另一方面，为那一理想所打造出来的“精神结构”又需要理想来填充--概括为“‘潘晓’难题”。本文将“‘潘晓’难题”视为一个创作母题，认为在1980年前半期，有一系列重要作品，都试图回应此一难题、给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本文第一章首先详细比较了《青春之歌》与《北极光》，发现当“新时期”的“林道静”出现时，她竟然找不到可以引导她的“卢嘉川”。接下来，本文将另外两部在当时引起争议的小说引入讨论，并分析指出，《北极光》中的“引导者”困境其实颇具典型性，而1980年代“历史观”的巨大变化，正与此一困境的产生有着重大的联系。本文认为，这一找不到“引导者”的困境，其实颇具“隐喻”性质--自此之后，怀抱“‘潘晓’难题”的人们，将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尝试找出将自身纳入“共同体”之中的方式。
　　 第二章处理的是所谓“工业题材”。本文认为，在新的时期，“工业题材”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毛泽东时代“又红又专”的工人，到现在既具“管理知识”又能认可“管理者”的优秀工人”（其实就是工头）这二者的结合--《赤橙黄绿青蓝紫》中解净与刘思佳的组合，就正是实现这一“结合”的尝试。因此，一方面，是旧有“革命政治”动员方式的遭到唾弃，另一方面，是新的诉诸“现代化”的动员方式的崛起。但是，新的诉诸“现代化”的方式，却又有使得工人乃至整个社会重新陷入“异化”状态的危险前景，面对如此困境，此一时期“工业题材”创作的领军人物蒋子龙也率先选择了放弃此路尝试。
　　 第三章处理的是所谓“军旅小说”，一方面，面对新时期巨大的“政治冷感”，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正遭遇巨大的危机--《高山下的花环》中需要自我救赎的，恰恰是一位“指导员”，这正是对此一危机的表征；另一方面，为了赋予“个人”献身“国家”这件事情以合理性，人们又不得动用“乡土中国”的叙事和修辞资源，以“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来针砭那些自私自利者。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还是依照传统的笔法来创造“英雄”时，他们似乎终难免落到进退失据的“无根”状态。
　　 第四章以《人生》为中心，讨论了被“军旅文学”引以为据的“乡土中国”意义的变迁：在董加耕的时代，农村被赋予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重要意义；而在“新时期”，路遥笔下的高加林身上所代表的“现代化”蓝图，似乎正构成了对于古老“乡土中国”的正面否定。
　　 第五章围绕“王润滋论题”与张炜的创作，探讨了“现代化”叙事本身面临的问题：“王润滋论题”所展示的，是“乡土中国”的“美德”与“现代化”之间的对抗关系；张炜写作试图破解此一难题，即一方面告别“传统道德”，另一方面试图将代表“现代化”的力量表述为为乡村谋利益而非与乡村对立，但是，这样的尝试并不成功；与之相应，他笔下的主人公也表现出“汉姆雷特”式的“孤独”。
　　 在结论部分，本文认为张炜小说“孤独者”的出现，其实正表明“潘晓”们重新讲述“正面”故事、塑造“正面人物”的失败--因为刘思佳、赵蒙生、高加林和李芒们，最终都没能将自己成功地纳入到某一“共同体”（对刘思佳们而言是“工人阶级”、对赵蒙生们而言是“国家”、对高加林们而言是“乡土中国”、对李芒们而言是“弱势群体”）去；而他们的尝试之所以失败，恰正因为他们在“革命政治”另觅资源以支撑“正面人物”的企图，似乎并未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以1985年为界，在文学创作中，一大批“孤独”的“个人”开始涌现，“个人”与“共同体”之矛盾的展现方式，也以“个人”对“共同体”彻底反叛为特点--那种竭力想将“个人”稳妥地安置于“共同体”之中的努力，也就此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