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吴疏草》与江南“士民”冲突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晚明是“民变”频发的时期。大至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小至一村一镇的居民冲突,由此构成晚明社会动荡不息的历史场景。一般而言,以往的研究,或注重阶级斗争,或着眼阶层碰撞。但当我们的研究视域进一步下沉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各类变乱的性质与背后的原因极为复杂,甚全牵涉到官场中争权夺利的阴谋,绝不可一概而论。
　　 本文试图以小见大,以崇祯年间曾任应天巡抚的张国维所著《抚吴疏草》为基本史料,其他晚明史料作为补充与对照,就其中所录江南“士民”冲突的两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以揭示江南“士民”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
　　 “溧阳焚抢事”爆发于张国维赴任应天巡抚伊始。平民任氏叔侄与当地乡宦陈伯庸一家素有嫌隙。在张氏迅旧例恭谒孝陵行至理溧阳仅一日之隔时,任氏叔侄突然向陈氏家族发难,烧毁了陈家的店铺。当官府逮捕任氏叔侄时,便收获了任氏的“一纸冤贴”。此冤贴称张国维与陈伯庸实为同年,暗指张氏在陈任冲突中有包庇乡宦陈氏之嫌。这个简单的“士民”冲突竟有了让刚刚屡新的张国维失位之祸。
　　 “桐城民变”爆发于崇祯七年八月末,起事者数百人,影响颇大。在张氏的奏疏中详细记载了桐城民变爆发的前因后果。而作为“桐变”的亲历者--当地乡宦蒋臣把他眼中的“桐变”录成《桐变日录》一册。官方民间两大话语系统下的“桐变”史实大相径庭,不免令人诧异。
　　 “溧事”与“桐变”两个案例作为被地方最高行政级别的官员录入奏折的地方社会冲突,于当时的江南社会而言,显然具备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本文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层层解剖,试图能够揭开浮于表面的“士民”冲突,厘清两起民变背后的重重迷雾,使真相清晰地展示出来。并通过这两件表面上并不相关的事件,把晚明政坛的门户之争以地方事务处理的面貌表现出来,同时也藉以从这一角度来审视“晚明江南社会‘士民’冲突”这一大问题。同时也进一步考察晚明江南地区地方官员与地方士绅在处理诸如“士民”冲突此类突发性地方事务中的表现,从而对晚明江南地区的治理有更为实质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