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书信编年考证

摘要

本文力求遵循“有思想的文献，有文献的思想史”这一学术取向，试图通过对唐顺之现存书信进行编年，梳理并解读唐氏这样一位学涉多面、思想博杂的历史人物的学术思想。
　　 在第一部份“唐顺之书信繋年”中，笔者以《四部丛刊》影印万历元年唐鹤徵纯白斋刊刻的十七卷本《荆川先生文集》及民国年简唐鼎元辑录的《荆川公佚文》为主要依据，连用傅统文献学的考证方法，将唐氏自嘉靖十五年至嘉靖三十九年这二十六年简舆友人往东的二百十六封害信逐一编年。其中一百九十五封可以明确成书时间或时间段，其余二十一封则因线索遇少，单列“赘余”一节附录之。害信繋年工作的主要意义在於：（一）规探唐氏在不同时段学术思想的燮舆不燮，（二）考索唐氏舆同时代学者、官员的交游情况，（三）订正唐氏生平的若干史实。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笔者通遇唐氏舆友人往来书信的细读，证实了唐氏自嘉靖十九年葳尾夺职为民、家居近十八年之後，的碓是在柄臣严嵩的举荐舆安排下出山的。
　　 本文第二部份则是在书信繋年的基础上，以唐顺之的“工夫论”作为切入黠，进而分析其学术思想。笔者以为，唐氏“工夫论“在“向内”的维度上，主要是秉持“静闹无二”舆“绝利一源”的观点进行个人修养：而唐氏在“向外”的维度上则祝民事、兵事等攸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政事为学者修养不可或缺的工夫。由此进一步分析唐氏在两个维度上的“工夫论”舆其文学观、实学观以及在出处大节上的阁人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以为，唐氏早葳即有志於学，文学观舆实学观点都是随着其“工夫论”的发展而有所转变的。在学理层面上，他认为文学舆实学都是“道”的一部份；但在实际情沉中，学者往往未曾“就道”便为种种博杂技艺所累。因此他一方面重视文学舆实学，另一方面却又不免轻视文学舆实学。所以，唐氏的学术思想，并不像此前学界通行的观点那样可以单纯以四十崴为界判作前後两截。而唐氏从“学者切实工夫”的角度出发所持的对民事舆兵事一贯重视的态度，则成为其在东南倭患正炽之际，不顾时评，应柄臣之蔫而起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