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腐败与政绩驱动的地方国家——基于“红方集团”破产腐败案的研究

摘要

本文是基于一个地方国有大型企业的案例研究，与以往对于国有企业的研究不同，本文不是聚焦于观察国有企业在产权和经营方面的困境，而是聚焦于其内部的腐败行为，以及其与地方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连。试图通过对这个案例的观察，来探究中国目前地方政治的本质，地方的政经关系，以及腐败行为的性质。
　　 首先，本文将研究的主要问题聚焦在地方政治中的腐败问题上，笔者在梳理了西方自上世纪60年来至今的大部分腐败研究的文献之后发现，随着学科自身的发展与知识积累，以及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的转移，西方的腐败研究逐渐从早期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中脱离出来，在经过了一个分化和整合同时并存的后功能论阶段之后，如今最前沿的研究范式--嵌入论--逐渐得到大多数腐败研究领域内学者的认同。这一研究范式强调的是要摆脱对腐败现象单一化、“脸谱化”的研究取向，站在行动者的视角上，揭示在腐败行为背后复杂的博弈过程，以及决定博弈结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性质。这一研究取向不仅对学者的研究能力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也对实证资料的获取提出了更高要求。腐败现象作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其本身所存在的“黑箱性”限制了研究方法的应用，在梳理了关于中国腐败研究的主要文献之后，笔者至今没有发现使用单独案例深入追踪的方法，利用一手材料对腐败现象进行的研究，于是希望能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其次本文基于对个案“红方集团”的深入调查，向大家展示了一幅地方政治经济行动者的行为百态图，让大家看到在各种风光的政绩背后地方政府官员形形色色的自我考虑，在这种自我考虑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逻辑的相互渗透：公共事务与私人意愿的相互渗透，以及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相互渗透。红方集团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由四家连年亏损的小型企业组建而成，曾经是H市规模最大的服装集团，后来又一跃而成为A省最大的服装集团，规模扩张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堪称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奇迹。那么产生这种奇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其组建的动议过程就是多方自我考虑的结果：市政府主要为了解决几家小企业连年亏损的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最先提出构想的刘玉成只是希望把自己的单位从科级提升为副县级，戴红旺则希望摆脱在政府部门中被冷落的境遇，在政治职业生涯中获得更高的攀登。红方集团组建起来之后，这种逻辑仍然支配着其内部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红方集团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扭亏为盈、以弱胜强的神话。在红方集团连年亏损、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政府为了实现政绩依然在不断追加对企业的投入，甚至省级政府也加入进来搭上这列开往山顶的火车。戴红旺没有退路，只能努力进行着各种表演，以制造虚假繁荣的表象，因为他知道，一旦表象被揭穿，失去政府的投入，自己和一手打造起来的庞然大物红方集团也就瞬间倒塌了。
　　 再次，在纪检监察机构关于红方集团调查的案卷档案中，可以发现腐败行为是贯穿这一过程始终的，笔者借用了约翰斯顿的“嵌入性腐败”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表达腐败行为与表象化的正式制度行为的高度结合，这十分适用于本文的案例。同时，嵌入性腐败还指出，存在着一种最顽固的腐败行为，那就是参与腐败行动的各方，在交易的过程中达到了一种均衡，也就是说腐败满足了各方的预期，并且作为各方最优选择的结果而存在，这种腐败是最可怕的，因为内部人没有任何动力去打破这一均衡，红方的案例恰好符合这一特征。尤其是在故事的结局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政绩光环和庇护网络的笼罩下，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和单位纪委的党内监督同时失灵，反腐败的契机是在红方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失败过程中出现的，案件审查导向的反腐败行动仍然是中国控制腐败的主要途径，而日常化的监督亟待加强。
　　 最后，红方集团从兴盛走向灭亡作为一种地方性的事件，为我们反思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失败留下了空间。必须承认，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中央国家在激励地方官僚系统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许多研究者都致力于解释这一成功的现象。但是在享受这种成功喜悦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关注其中的失败部分。政绩驱动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激励机制，它会扭曲地方对中央的政策执行，国家是复数的，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机械装置，我们必须跳出发展与掠夺的二元划分，去观察其中更为细微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