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估中国与欧盟之间科技合作关系——中西生命科学合作案例分析

摘要

全球社会经济环境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如知识经济日益取得主导地位，连同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在中国日益接近饱和点的事实。迫使中国政府寻求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并致力于打造知识型经济体。因此，为增强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中国目前宏观战略的支柱之一即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这一战略的结果非常显著。使中国的创新水平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改变了全球知识经济体的平衡格局。
　　新的全球权力平衡格局向传统的创新核心国，如美国、日本或欧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其诸多分布于全球各地的科技公司大多由自然科学家所组织领导，而这些科学家则遵循自我组织原则，基本上依靠机构支持有限的非正式网络。这些精英们被迫更好地适应新兴的创新强国，如印度或中国所带来的影响力。
　　忽视妥善解决好这些挑战的问题，可能会使国际舞台上的某两国双方产生冲突，并给两国整体关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国际科技交流被诠释为中性的，甚至积极的概念。但科技政策却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其最初或者说最简单的形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良性的合作力量传导机制，但其反面也可以被看成特定影响下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战术武器。该“武器”使得国际合作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确实发生过，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当数伽利略事件。伽利略事件起初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冲突，但由于其本身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和带来的经济影响，最终进一步加剧了中欧关系的僵化。为了以后避免这样的冲突，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中国和欧洲对科学技术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非常重视科技的重要相关性，因而其对科技政策制定所持的态度也可见一斑。官方对待科技的态度可以描述为面临关键战略挑战时所产生的极度不安下，以国际化与合作为有价值的工具，融合实用主义和务实主义的方法，对国家发展采取非常重视的态度。技术政治趋势在中国已根深蒂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承诺，一个非常积极和系统化的方案已经出台：具体体现在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相反在欧洲。新的全球发展格局剥夺了欧洲共同体传统的所公认的科技特权地位。但欧盟由于自身历史的原因，有一种自我赋予的优势感。因此在被迫与新兴地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和合作时，其被推到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定位。如果今后要避免类似伽利略这种由与中方参与者不同所造成冲突的事件，对欧盟来说，这是一种新方法。
　　对中国和欧洲创新系统的审视将通过对双方治理模式、指导原则和运营手段的分析进行处理，其中特别比较了中国2006-2020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与欧洲研究和发展基础框架项目。在中国实施创新活动的新方法。非但没有限制相关的合作努力，反而使之更加集中。技术政治和政治承诺保证了科学合作的积极开展。外国合作伙伴可以利用这一现状，但他们必须学会适应新的条件要求。欧洲科技创新体系评估显示欧洲研究和发展基础框架项目参与和结果输出都相当令人满意，这同时也表明运营性基础框架-且实施，就能正常良性运转。但是迄今为止有两个方面似乎在中欧的研发关系中被忽视，这两方面即创新转移和区域差异。
　　通过结合此前的分析结论和一系列中欧科技事务专家的意见和观点，不难看出，虽然中欧双方利用各自的系统看似有效地实施了科技合作，但是事实上双方均有进一步提高合作效率的空间。在欧洲方面，应该进一步重视以更有针对性的办法提高与中国的科技合作交流。在中国方面，为维持目前自主创新的进展应进一步评估技术政治的支配力。
　　这些结论由西班牙案例研究分析所得框架进一步支撑。在该案例中可以发现，中西在以下各种领域都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机会，如创新体系的信息管理、区域网络工具或应用药物开发的国际参与管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