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服饰审美文化研究

摘要

先秦时期在中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远古到商代是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形成的最初阶段，也是服饰审美文化的滥觞时期：西周统治者“制礼作乐”，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冕服制度开始成熟，奠定了华夏中国“衣冠王国”、“礼仪之邦”的基调：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被称作中国思想史的“轴心时代”，这一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后世关于服饰的各种审美理想及审美态度，乃至服饰之外的审美文化特点，都能在这个时期找到源头。本文将先秦时期分作远古、商代、西周、春秋、战国五个阶段，分别对这五个阶段的服饰审美文化发展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本文在将思辨推理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的基础上，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试图对先秦服饰审美文化做出静态的结构分析与动态的历时的史的描述。对于先秦服饰审美文化的结构分析和史的描述，本文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第一，在服饰的诸多可能性当中，先秦服饰为什么做出了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审美选择?第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服饰在先秦审美文化中，如何实现其昭名分、辨等威、表德劝善的符号功能? 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除了要考虑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自然条件以及技术生产水平等因素，还要看到一定时代的的服饰(包括穿戴行为)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隐藏在服饰物态背后的文化意向、哲学和美学观念、社会价值观、生理心理学等因素对服饰的重要影响。本文尝试将先秦服饰审美文化放到具体的“民族文化结构”、“民族社会结构”当中，联系“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思维结构”，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具体的文化分析，寻找相应的文化解释。 本文提出，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受中国古代理性和感性分裂不彻底从而未能各自充分发展的“民族心理结构”的影响，在“实践理性”指导下的儒家，将服饰作为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工具，致力于通过服饰对不同个体的社会身份做出区分，并在此基础上，使个体融入一个尊卑有序、秩序井然的社会整体当中；而讲究“齐物”、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追求的则是“法天贵真”，要求“解衣盘礴”，“以天对天”，试图在对儒家的衣冠制度的消解中达到回归自然、物我两忘的境界。无论是儒家“入世”精神指导下的衣冠服制，还是道家“出世”精神指导下的解构文饰，肉体的冲动、感官的享受都遭到了否定或批判，因此，中国古代服饰没有像西方古代服饰那样，在纵欲还是禁欲、肯定肉体还是否定肉体的对立的两极选择之间挣扎，而是在“文质彬彬”与“返朴归真”的互补格局中，用宽大的衣服遮蔽了身体，将个体的生命存在或者融入社会，或者回归自然，从而发展了自己褒衣博袖的平面剪裁风格，形成了“镂金错采、雕缋满眼”与“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两种服饰美学风格。“文质彬彬”，可以被看作是儒家对“身份化”服饰的审美理想：而“解衣般礴”，则可以被看作是道家对“身份化”服饰的否定态度。在儒家眼里，个体的人，只有经过“文质彬彬”的服饰的“身份化”，才能与社 会融为一体；而在道家眼里，只有“解衣盘礴”，才能“以物观物”、“以天对天”，只有去文饰，去雕琢，去“身份化”，人才能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儒家与道家服饰美学思想的互补，也就表现在对“身份化”服饰的一穿和一脱之中。在中国古代伦理与政策相互补充的社会结构中，“礼”成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行为规范，作为礼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的意义便在于使自然的人向社会的人生成，在将每个独立个体“身份化”为社会成员的过程中，服饰实现了其文化符号功能。服饰对个体人的“身份化”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尊卑等级的具体标志，不同的服饰标志出人的不同身 份和不同地位； 第二，“身份化”的服饰要求“身份化”的行为举止，合乎身份的服饰同时又成为对举止言行的一种约束. 第三，“身份化”的服饰还要求有“身份化”的道德与服饰相称。不同的服饰，服饰的不同部件，既代表着不同的尊卑等级，同时又分别对应着不同的道德品行，地位、道德、服饰三者的尊盛程度应该而且也必须统一起来：地位与服饰不相称，是僭越违礼，德行与地位、服饰不相称，同样也要受到谴责. 第四，“身份化”的服饰(包括与服饰相关的行为)，还要求“身份化”的情感，孔子以“仁”释礼，将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人伦情感作为礼的内在依据，礼要“顺人情”，这是礼制中体现着情感，是理性中有感性，“发乎情”，更重要的却是“止乎礼义”，礼以人伦情感为基础，又要对人的情感加以节制和规范，这是情感要受礼制的制约，是感性中有理性，“身份化”的服饰与“身份化”的情感的对应关系，在丧服五服中表现最为典型； 第五，“身份化”的服饰，又使某些与服饰相关的行为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含义，从而成为表达情感、意愿、心境、态度的某种程式、某种语言，如姜后脱簪、廉颇负荆表示诚惶诚恐、待罪谢罪之意. 最后，身份化的服饰，重视的是人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的标示与确认，服饰对人的“别”，首先在于别男女，中国古代的男女之别，突出的是男女在家族、社会中的位置的区别，反映到服饰里，就是对男女在家族角色、社会角色上的差异的强调，而不是突出男女的性别特征和身体差异。 中国古代艺术与工艺相互渗透的文化结构，使中国古代出现了“泛艺术”倾向，生活的“艺术化”即是这一倾向的具体体现，这一倾向表现在服饰上，既包括了对于服饰“可穿可舞”的要求，也包括了服饰将人“身份化”时所采用的“比德”等具有诗性智慧的艺术手段。 中国古代服饰点、线、面的布局，更注重整体感，宽大的服装穿起来舒适，这是“可穿”；穿上之后随着人体动作显示出线条流转的节奏、韵律之美，这是“可舞”。服饰“可穿可舞”的“泛艺术”倾向，使中国古代服饰发展了平面剪裁法。经由平面剪裁缝制的褒衣博袖的中国古代服装，远远超过了遮体蔽形的需要，在举手投足、进退周旋之间，隐去了身体团块，宽大下垂的衣服随着身体动作形成的流畅的衣纹线条，产生虚与实、明与暗的节奏感，营造出浑然一体的多维空间造型，展现出变化多端又和谐统一的流线美。中国古代服饰中追求整体流畅的长线型的流线美，绵长的衣纹与大带，上衣前胸的右衽，呈现出的都是完整一体的长曲线，为了追求服装的平面性、长线条，中国古代服装不像以塑形为目的的西方服装那样使用大量的别针或钮扣，而是在腰部系一条长长的腰带来固定服装。线的突出成为中国服饰的基本审美原则之一，使中国服饰与中国书画有了一定的联系：二者都讲究线条的韵致，都为平面艺术，却又在二维平面上通过线条来展现一个多维空间。中国古代服饰的这一特点影响到中国古代人物画，表现为绘画对衣服褶纹的重视，发展出诸如“工笔十八描”之类的专门的衣纹绘画法式。 “阴阳”思维结构重结构、重功能的素朴“系统论”倾向，反映到中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中，主要在于服饰自身作为一个整体，既要受自然、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的影响，又要参与到自然、社会整体的运行之中，并对自然、社会发生影响。“阴阳”思维结构对中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影响，是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和宇宙观当中具体实现的。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服饰与天道、人道具有了异质同构的关系，这种异质同构普遍联系的观念与中国古代的“比兴”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的传统“比德”观。 本文在历时的史的描述中，将先秦服饰审美文化的发展历程，大致概括为 “神人以和”、“民神不杂”、“人人以和”、“文质彬彬”与“天人相和”五个阶段。远古时代，服饰充当的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通过处理神人之间的关系，来关照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图腾服饰在对“神人以和”审美理想的追求过程中，既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并使个体的人获得群体的认同感；夏商之际，与神交通、“事神致福”成为统治阶层的特权，作为“神”人中介的黼衣晖．冠，追求的只能是“民神不杂”基础上的“神人以和”，绣缋有动物图案的黼衣，在客观上成为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作为西周礼乐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制度，致力于在 “礼别异”的基础上实现“礼之用，和为贵”的社会理想，通过对人进行外在的昭名分、辨等威的区分，以期在尊卑有别的前提下建设“人人以和”、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春秋时期，服饰的物态形式与人的道德要求的联系逐渐紧密，与西周时期注重服饰对人进行尊卑贵贱亲疏远近的外部区分不同，《诗经》中可断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中，凡是提到服饰的，总是要求服饰、地位、德行三者相称，而春秋末期孔子 “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中，更是突出了服饰之“质”中的道德因素，“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虽然将着重点由西周时期服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关系，转移到人本身外部表现与内在品行的关系，但解决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离开服饰“别”与“和”的主题；战国时期，随着“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发展，服饰“比德”的倾向逐渐明显，通过比“天地之德”，服饰使人达到与自然的融和，通过比“人伦之德”，服饰使人实现与社会的融和。先秦服饰审美“化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一条线索，即服饰如何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而这条线索，又集中体现为服饰“别”与“和”的社会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还采用了“文”与“质”和“象”与“意”的二层结构，对服饰这一审美对象进行了分析，丰富了“文质彬彬”、“立象尽意”两个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内涵。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本文还尝试使用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结构做了简单的对位分析。 本论题的研究，对于如何实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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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章远古：沟通神人的图腾服饰

第二章商代：巫史文化中的黼衣哻冠

第三章西周：礼乐文明背景下的衣冠服制

第四章春秋：“文质彬彬”的服饰审美理想

第五章战国：“天人合一”哲学观下的服饰“比德”

结语

附图表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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