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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与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小说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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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引言

第一章文学策略:在本土与异域中相望

第一节“他山之石”的本土狂热

第二节异域背景下本土文学传统的回归

一、恢复时间的中国“诗意”

二、对传统文化的化用

第二章“他者”之境的主题变迁

第一节“他者”与“他者”之境

一、“他者”的生存困境

二、异质文化间的隔膜与冲突

三、浓重的文化乡愁

第二节异域背景下人性的深度探索

一、越界跨国的人性书写

二、文化冲突的深入及其反思

第三章怀想中国的方式

第一节青春、念想

第二节忧患、写实

一、创伤的历史记忆

二、幽暗历史中的人性探索

第四章丰厚的“女性言说”

第一节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

一、於梨华:在传统因袭与家庭中徘徊的女性

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欧阳子的动态心理瞬间

三、白先勇笔下今与昔、爱与恨纠缠的女性世界

第二节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的“女性言说”

一、女性主义的和鸣与超越

二、困顿中的突围:女性的温良与高贵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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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和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是二十世纪继“五四”时期大规模的留学浪潮之后两个大的移民作家群体,与“五四”时期的前辈们不同,他们出国后大都定居国外。定居国外给了他们与国内作家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视野,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与国内作家不同的面貌。通过对这两个移民作家群体小说文本的解读分析,彰显他们的小说创作折射的历史光影并考察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独特影响是本论文的目的之一。作为两个先后移民的作家群体,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和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相同母体下的相似或差异,这就为对他们进行群体比较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考察这两个群体的阶段性和统一性并探究移民文学的发展前景是本论文另一个努力的目标。 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和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小说创作的重要价值,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对这两个作家群体的研究还主要处在对单个作家作品的解读分析和作家专论阶段;虽然有少数学者将这些作家归类,进行群体研究,出现了一批学术论文和文学史专著,但从宏观上对这两个作家群体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和学位论文还很少。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与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小说比较研究”为题对这两个作家群进行比较研究。 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引言”是本论文的研究前提和论证的出发点;正文的四章分别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对这两个作家群进行比较研究;“结语”对正文内容作一个总结,并指出这两个作家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位置,揭示这种比较研究对当下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引言”部分对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和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这两个概念予以界定,并说明其成员构成。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的创作迥异于同时代的大陆文学,尽管传承了“五四”新文学“人的文学”传统,但他们的艺术观念和文学技巧却已与“五四”新文学时期大相径庭了。他们把西方现代主义中的意识流、神秘主义、存在主义等观念和技巧运用到文学中,创作出大量质量可观的现代主义之作,从而改变了中国大陆文学自一九四九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忽视艺术技巧的状况。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大多是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文学热潮”中的风云人物,他们的现代主义实验在八十年代产生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可以说是对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现代主义小说实验的隔代呼应。同时,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与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一样出国后处在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多元文化语境之中,新的身份、新的视野与新的生活赋予了他们创作的新鲜血液,使他们的创作展现出只有在异域才能产生的思想、情思、叙事与修辞。相近的文学创新精神与异域生活的处境为这两个作家群进行比较提供了前提。第一章从本土与异域的角度探讨了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和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进行现代小说实验的背景和内容。本章认为五、六十年代主要以台湾为出发地的旅外作家围绕《现代文学》进行的现代小说实验是继“五四”之后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小说实验高潮,并以白先勇、欧阳子、丛甦等作家为例分析了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现代主义实验所采用的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意识流等文学技巧,认为他们的小说创作构成了对同时期大陆文学的潜性互补。八、九十年代主要以中国大陆为出发地的“新移民作家”中刘索拉、刘西鸿等的小说创作则是现代主义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学中的又一次接续,尽管这次小说实验的规模不及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但都反映出小说家们借用“他山之石”的时代急切。随着这两个作家群体创作的成熟,他们的小说体现出在异域背景下向本土文学传统回归的倾向,主要表现为恢复时间的中国“诗意”和对传统文化的化用,从而为中国文学现代与传统间的沟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二章以文化人类学的视域来探讨“他者”之境在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与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小说中的发展和变迁,并努力通过文本分析揭示了这种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和深层原因。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集中表现了早期移民的精神困境和信仰迷失,主要体现为“他者”的生存困境、异质文化间的隔膜与冲突以及浓烈的文化乡愁。由于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和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没有像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那样陷入弥漫不尽的文化乡愁中,全球化带来的开放视野和消费意识形态对人的社会归属的深刻影响以及海外华人社区的改善使他们的文化乡愁淡化,并对移民、漂泊有了开放的视野和不同的文化情怀。主要体现为越界跨国的人性书写和对文化冲突的深层揭示及深刻反思。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和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的漂泊感与寄人篱下的境遇使他们的文本充满身处异域的感受和深思,并展现了两个移民群体文学的阶段性和发展统一性。他们对异域处境的书写不仅承接了现代中国小说与古典文学中“去国怀乡”的主题,而且展现了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汇冲突中的感受和深思,从而为这一主题增添了新的向度。第三章通过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与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触摸中国的两种方式探讨了旅外经历给予他们创作的独特影响,揭示了他们这两种类型的小说创作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当下文学创作中的独特意义。由于移居台湾又定居国外的双重放逐的经历以及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对大陆的封锁政策,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被隔绝在中国之外,无从感受新兴的祖国。异域生活的孤独与浓郁的文化乡愁使他们渴望与祖国母亲获得更多的情感系连和情感依托,于是,怀念青春记忆中的故国就成为他们触摸中国的一种方式。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都是从大陆移居国外的,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与消费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地域趋同使他们的文化乡愁大大淡化,对人性的探索成为他们小说的主题。但原乡的记忆已化作了情感、审美或潜意识紧紧地缠绕着他们,使他们的小说时时闪现青春与故国家园相连的影子。对原乡进行温暖的怀想之外,故国家园的痛苦与灾难也牵动着海外游子的心。于是,对灾难的忧患与写实就成为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和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触摸中国的另一种方式。由于身处异域,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的文革写实就显现出暴露的当下性和圈外人的独立性,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对幽暗历史中的人性探索也独特而深邃。 第四章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兼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探讨两个旅外作家群“女性言说”的异同,并揭示这两个群体与具体作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女性言说中的地位。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不约而同地对女性进行了集中的书写,填补了同时期大陆女性言说的空白,并昭示着其后女性言说的某些走向。他们没有对女性进行理想主义的想象,也没有如后来九十年代大陆流行的女性主义作家那样挑起男女两性的战争,而是围绕女性的周遭或女性自身开掘,或是表现了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传统思想的束缚、家庭观念以及女性性格心理特质等因素制约下女性解放的曲折和迂回,或是对女性的自由与追求以及女性情欲进行大胆的言说,表现出冷静犀利的眼光和凝重的深度思索。本章以於梨华笔下的在传统因袭与家庭中徘徊的女性、欧阳子笔下的女性的动态心理瞬间和白先勇刻画的今与昔、爱与恨纠缠的女性世界为例,对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女性言说”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的“女性言说”正处在女性主义文学的大潮中,体现出了女性主义的和鸣与超越,虹影的创作就鲜明地体现出性别战争的硝烟及其末路。由于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特殊环境,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使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的女性身体写作渗透进了更多的文化因子,从而在另一个角度把大陆流行的“身体写作”的羊肠小道扩展开来。在大部分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扩展的身体写作在身体消费的图景里也显得单薄无力的时候,严歌苓以丰厚的女性言说及时弥补了这一缺陷,她塑造了纯然、宽厚的“地母”形象并高扬了女性的热血与崇高,在令激情叙述回归的同时,有意对现行的女性个人化写作、私语型写作进行了规避,这是她对当下女性写作的重要贡献。“结语”部分总结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与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认为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曾长时间游离于中国文学史之外,但正是游离使他们的创作避免了政治高压的宰割,对五、六十年代的大陆文学构成了潜性互补,从而丰富了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格局;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由大陆移民国外,他们一直享受大陆的文学传统,移民之后对大陆当下言说的介入使他们的创作直接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作为两个先后移民国外的作家群体,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和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统一性和发展的阶段性。作为较早的移民作家群体,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的小说创作带有较浓的“留学生”文学的色彩,狭窄的“留学”人员生活题材使他们的创作陷入平面化和狭窄化的困境,尽管他们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突破,但相对于后来的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创作,他们的小说还是带有了不可避免的阶段性。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承接了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小说创作的某些母题,但作为后期移民所处的特殊境遇使他们的文学视野较为开阔,个体时代在文学上的折射也使他们对异域生活中的人性探索更为深入和多元。尽管他们的创作在某些方面仍需深入开掘,但其小说创作的前景还是令人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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