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训诂与“三教”互促发展研究

摘要

汉末以来，社会黑暗，政局动荡，儒家经学也逐渐走向了衰落的道路；此时，一股糅合儒道的玄学思潮应运而生；再加上从西域传入的佛教，经过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玄学、佛教的共同冲击下，儒学独尊的格局逐渐解体。儒学、玄学、佛学在发展过程中，互相斗争、互相吸收，形成了儒玄、佛玄、儒佛既斗争又交融的发展局面，最终确立了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文化格局。这一文化格局的确立，对当时的训诂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拓展了训诂的研究领域，使训诂在研究范围、体式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而训诂在研读、诠释儒、释、道经典的训诂实践中，又反过来促进了三教思想的传播，影响了三教的并立与深入发展。于是，训诂与三教并立的格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互促双赢的发展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文化格局的确立，为这一时期训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传统的训诂之学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首先，儒学受玄学的影响逐渐玄化，并形成了儒玄并立的局面，这不仅深化了儒家的思想内涵，而且也激励了学者们用训诂的方法深入地阐释儒家经典，涌现出一批儒经的新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王肃遍注群经，打破郑玄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引起了经学史上的“郑王之争”；另外还有何晏著《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以及杜预、范宁注《春秋》等，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三教并立的学术环境进一步扩大了训诂范围，使得子部、史部、集部典籍都有新著涌现。魏晋时期，受玄学思潮影响，子部典籍的注释繁荣起来，以何晏、王弼注《老子》，向秀、郭象注《庄子》影响最大。另外，史部古籍也引起了训诂学者的注意，出现了大批新著，如韦昭的《国语注》、裴骃的《史记集解》以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训诂著作。这些新著的涌现，不但推动了史学研究，而且全面地扩大了训诂的范围。再次，佛教的传播促进了训诂体式的创新。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注释工作也蓬勃发展起来。对佛经翻译方法和理论的探索与研究，不仅促进了四声、反切等汉语音韵学理论的产生，而且催生了“音义”、“义疏”等新的训诂体例。尤其是“义疏”体注释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训诂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训诂，不断地研究、注释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深刻地影响了三教的传播与发展，为三教的并立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儒学的角度讲，对儒经的进一步注释巩固了儒学的一席之地：一方面，以郭璞《尔雅注》、顾野王《玉篇》为代表的专书类训诂著作的研究与开发，为人们解读儒家经典提供了丰富的工具书，便于人们理解儒家的思想理念，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皇侃《论语义疏》等传注体训诂著作的涌现，完善了儒学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传播。从玄学的角度讲，注释《老》《庄》促进了玄学的生成与传播。玄学生成于清谈名士，对《老》《庄》《易》三部古籍注释与研究的过程中，并通过对《老》《庄》的深入挖掘，使玄学从“贵无”发展到“崇有”，直至走向顶峰。从佛教的角度讲，佛经的译注促进了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魏晋时期尚处于佛教的初传阶段，以支谦、康僧会为首的佛教学者，掀起了佛教译经的高潮，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南北朝时期，在道安、鸠摩罗什等译经名僧的推动下，佛经翻译、注释工作繁荣起来，佛教的理论体系也逐步完善，最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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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训诂与“三教”互促关系的形成

1.儒学独尊格局的解体

(1)玄学的兴起

(2)佛教的传入

2.训诂与“三教”互促发展的生成

(1)“三教”鼎立的形成

(2)互促关系的形成

二、三教并立促进训诂的发展

1.儒学与玄学并立推动了经书的新注

(1)王肃遍注群经与郑、王之争

(2)何晏著《论语集解》与王弼著《周易注》

(3)杜预、范宁的《春秋》学研究

2.三教并立的学术环境扩大了训诂的范围

(1)子书注释范围的扩大

(2)史书注释范围进一步扩大

3.佛教的广泛传播促进了训诂体式的创新

(1)佛教传播对传统语言之学的影响

(2)“义疏”体注释在三教并立中产生

三、训诂对三教并立与传播的贡献

1.对儒经的进一步注释巩固了儒学的一席之地

(1)专书类训诂著作的研究与开发对巩固儒学地位的作用

(2)传注类训诂实践在巩固儒学地位中的作用

2.注释《老》《庄》促进了玄学的生成与传播

(1)注释《老》《庄》等促进了玄学的生成

(2)注解《老》《庄》促进了玄学的传播

3.对佛经的译注促进了佛教在中土的传播

(1)魏晋的译经促进了佛教的初传

(2)南北朝的释经推动了佛教的深入发展

结语

参考文献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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