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思想论衡

摘要

近代以来,传统儒学在西学的日益逼近之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五四时期对于传统儒学的批判可以看成是近代儒学危机的一大转折点,在此之前,无论是洋务派的“保守”面貌,还是维新派的“改良”手段,抑或革命派的“革命”思维,都是在充分肯认孔子及传统儒学的基础上而接纳西方文明和学说,而五四时期的儒学批判者则将矛头全部对准孔子和传统儒学,以启蒙话语彻底粉碎了传统儒学话语,以西方现代理念彻底支离了传统中国价值体系,由此将“儒学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充分凸显出来。
　　 “五四”之后,大陆思想界掀起了持续的反儒学运动。作为对这一思潮的反思和检讨,现代新儒学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反传统”抗争,并谋划着中国儒学的现代化发展。与前五四时期的儒学“认同性”话语以及五四启蒙主义者的儒学“批判性”话语不同,现代新儒家开启的乃是一种儒学现代发展的“转化性”话语。可以说,现代新儒家们整整三代人物都自觉地承担了儒学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并企图在重建儒学的现代形态中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围绕着“儒学与现代性”这一核心问题,分别形成了自己的“儒学观”范式、“现代性”理解范式以及形成了不同的“儒学现代转换”范式。具体来说:
　　 在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以“文化意欲观”为视角,以生命主体与多元文化的进路将儒学解释为“意欲持中的理性之学”,并视西方现代文化为“意欲向前的理智之学”,梁漱溟主张“儒学路向的次第重现”,他坚信儒学的复兴其本质就是儒学路向的复兴。熊十力则从“心性本体论”的角度将儒学阐释为“仁心本体的性智自识”,赋予了儒学生命体验的“形上学”特征和“体用不二”特质,他对于西方现代科学主义也给予了必要反思,熊十力主张“自性大用的儒学新生”。张君劢则从科玄殊异的角度重释儒学价值,他更加关注“儒学与时代”之间的意义呈现,并揭露了西方现代性内在矛盾,他认为,儒学的现代发展乃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而“复兴儒家哲学是现代化的途径”。马一浮则以“性德具足的六艺之道”诠释儒学,他批判“功利之患的性情迷误”,主张“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坚信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必归于六艺。总体来看,第一代新儒家在西学逼进、欧洲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更加侧重从儒学的“价值阐扬”上去复兴儒学,以“中西文化价值对比”的方式去彰显儒学的特质。他们克服了五四启蒙主义者们对于儒学的单向批判,确立了儒学传统的人文价值意义；但同时他们对于现代理性的认知不足,普遍还停留在以道德主体的“中体西用”思维来谋求儒学的现代发展,更没有在学理上深刻思考儒学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融通关系。
　　 在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中,唐君毅以“宗教精神”重释儒学,他将现代性批判为“自然主义的漩流浮沉”,而儒学的现代发展要归宗到儒家之天德流行境界,走“返本开新的儒学重生”之路。牟宗三则以“道德的形上学”重释传统儒家内圣之道,他从“生命的学问”视角批判现代危机,并从中国文化“主位性”角度出发,主张儒学必须接纳西方科学与民主等观念,使儒学“开无限的未来”,因而提出“主体良知的自我坎陷”。徐复观则力图消解“心”的形而上学意味,并提出了“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命题,他主张以儒家仁政的价值理想为情怀,达成“德治民主的显豁疏导”。比较而言,第二代新儒家时代背景稍有不同,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越益突出,如何为儒学打开通向现代文明的转化渠道则成为时代发展的突出问题。他们更加侧重从儒学的“价值转承”上去复兴儒学,以“中西文化价值对接”的方式去彰显儒学的生命力,他们看到了儒学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生成机制问题,因而更加侧重从“形式与架构”上转化儒学,但他们往往又将致思方向局限在“儒学如何开创出新外王”这样的难解问题上,对新外王的生成机制以及新外王对于旧内圣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关注不够。
　　 在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中,杜维明将儒学界定为“哲学的人类学”,他始终坚持从“启蒙精神”与“启蒙心态”两个层面辩证分析启蒙主义的历史遗产,同时他坚持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对峙视野下来解读启蒙现代性的内在困境。杜维明主张“儒学传统的文明对话”,他相信儒学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东亚和世界。刘述先则从“仁”和“生生”的诠释视角来解读儒家思想,他以宗教哲学的进路和现代儒家学者的独特身份对全球不同宗教传统展开了反思,刘述先主张“理一分殊的儒学进路”,他一方面相信传统儒学要以现代的“内容”来充实“仁道”之常理,另一方面则主张传统儒学应以“适时适切”的具体表现来发扬人类创造的精神,从而推动全球伦理和宗教对话的可能。总体来看,第三代新儒家面对的时代特征大为不同,工业东亚的崛起让人们重新反思“文化与经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明的文化认同日益增强。为此,他们更加侧重从儒学的“价值交流”中去推动儒学复兴,以“中西文化价值对话”的方式去阐扬儒学的全球化地位及其现代角色。他们相信,儒学只有面向全球不同文明开展交流,才能获得其后续的生命力,但如何将儒学价值落实到中国本土社会实践和民众世俗情感认同中依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儒学尽管已经走出“书斋”,但也却并未真正在本土民众的心灵与情感深处获得认可。
　　 反思现代新儒家三代人物在推进儒学现代化问题上的历程,有贡献但也有其不足。综合来看,他们形成了以“生命生活”、“心性本体”和“宗教向度”为基本类型的儒学重释方式,他们对于传统儒学的重释均彰显了传统的“民族性”、“超越性”和“地方性”价值,但他们对于“自我超越性价值”的阐扬又使他们陷入了一种“超越境界”甚至是“孤独游魂”。同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现代性的“时代性”、“世俗性”和“普遍性”价值,但基于儒者身份意识,他们始终从“道德理性”的角度来批判和反思现代性,而没有将更多精力与论理放在对“现代性”生成方式的理解和生成机制的落实上。所以总体来看,他们对复兴儒学的使命和热情尽管令人钦佩,但在儒学创生的努力上至少存在三大困境:一是因为过分强调“民族性”的价值传承,而使现代性这样的“时代性”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和机制落实；二是因为过分注重“超越性”价值的抉发,而忽视了“世俗性”这样的现代性本质问题；三是因为过分突出了地方知识的普遍性,而忽视了现代性的普遍价值和意义所在。
　　 反思现代新儒家在儒学现代化问题上的得失,为了儒学的当代发展和创生,需要我们立足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以基于“文化传承”和“文化延展”相统一的“文化自觉”立场,实现从“儒学转化”到“文化再生”的转变,从“儒学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的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把儒学现代发展的主体从“自我”复归到“社会”,从“知识分子”自身体验转拓到“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基于构建“中国现代性”的立场,我们认为,儒学要实现当代创生,必须要超越“民族性与时代性”、“超越性与世俗性”、“地方性与普遍性”三个层面之间的紧张关系,要在挺立民族性中体现时代性要求,要在超越性中实现与世俗精神的融合、互动,要在地方性知识的价值阐扬中以新的中国现代性价值影响世界,这就是中国现代性视野下儒学当代创生的三大基本路径:普世化改造、本土化实践和全球化对话。
　　 儒学固然是生命的学问,但儒学更应是面向民众的学问；儒学固然是世界的价值,但儒学首先是中国本土的价值。如果儒学不能面向世俗社会,不能以其超越精神与民众世俗情感相对话、相碰撞和相融合,儒学就无法真正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基于此,我们主张:儒学要谋求现代发展,需要吸取现代新儒家的历程教训,走“世俗儒学”之路,真正在世俗社会中确立自己的价值,树立自己的地位,取得自己的现代形态。我们相信儒学的现代化必须依靠中国的现代化,我们也相信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儒学的现代化。儒学在世俗社会中不仅能够与世俗价值相互融合,而且作为传统的儒学还能够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我们相信,这样的“世俗儒学”能够促进儒学的当代创生和未来复兴,走“世俗儒学”之路这就是我们对于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思想的全部反思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