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改革的行政法规制

摘要

本论文从宪法与行政法的角度，通过对持续了20余年的医疗体制改革现状的分析，提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城乡实行分割的医疗体制制度；城乡公共医疗体系不健全；存在严重的不公平；公立医院多数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服务态度不好；腐败渗透到医疗卫生领域；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失衡，表现在医疗卫生方面就是贫富差距导致普通百姓及弱势群体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呈现的种种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忽视了自己的职责，没有有效地担当好公共事业管理人的角色，从而导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责的缺位、错位与越位，并且提出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的医疗体制现状，政府首先要正确、踏实地担当起责任。和谐社会下的法制政府的首要表现就是责任政府，政府并不是空洞的，代表政府履行职责的是同样具有人性的公务员，因此政府也具有人性，同样具备人性的善恶，没有法律的规制，它也会逃避责任与职责，因此政府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职责要靠法律特别是行政法来规制。 本篇探讨了在医疗体制改革中政府的职责。政府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限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是其最基本的表现。有限政府的最高目标是效率，诚信政府的核心原则是公平。而责任政府是有限政府、诚信政府逻辑运演的外在必然，是二者的统一，因而责任政府追求的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责任政府就是要在有限政府与诚信政府之间寻求一个均衡。而今，我国目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可以说是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没有处理好引发的。 同样，笔者认为，当今医疗体制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矛盾其根源也在于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没有处理好，因此，笔者着重探讨了在医疗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责的具体化，在借鉴国外医疗体制改革经验的同时，要做好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行政立法和行政指导。尽管要做好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行政法规制必须从多角度进行监管，除行政立法和行政指导外，还必须从行政规划，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奖励等多方面进行规范，但笔者认为，行政规划，行政许可，行政给付的基础是行政立法，因为规划，许可，给付必须要做到有法可依；行政奖励可归于行政指导之诱导利益中，因此笔者着重探讨了行政立法和行政指导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规制，以期抛砖引玉能给我国医疗体制建设提供一点思考。 本文共分导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分三章。 第一章笔者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其一分析了我国过去医疗体制改革在人民群众中所引起的反响并提出了医疗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其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没有担当好“公共管理人”的角色，政府职责的缺位、错位与越位是我国过去20余年医疗体制改革事业不成功的根本原因；其二笔者在探讨了国外医疗体制模式的基础上，认为医疗卫生属于公共事业，是公共产品，只要是国家稳定的政府都必须担当起政府责任，而不能将其完全地推向市场而撒手不管，在医疗体制建设中政府都要担当其重任。 第二章笔者首先分析了政府为什么要承担医疗体制改革的缘由，从政府功能的演变过程中探讨出在当今法治社会的环境中政府的表现应该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的理论基础在于社会契约论，我国责任政府的理论来源于为人民服务和依法行政，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政府是全社会的代表，是所有社会主体共有的，承担着满足社会主体的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的重任。政府之所以要以“公共人”角色出现，是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人民选出政府，政府就要反映人民愿望，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政府怎样履行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职责呢？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结构分化，新的弱势群体增加的背景下，政府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因此它必须要承担国民基本的医疗费用，为了患者的利益披露公共卫生信息，并且要重视医疗体制改革行政法规制中的行政立法与行政指导。 第三章笔者首先从行政法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行政立法与行政指导含义、特征及作用，引出在行政立法中，除了要有良好的理念与目标，还需要寻找适当的管制方式，使两者相匹配，从而真正实现立法与管制的本意。针对医疗体制改革，笔者专门提出行政立法应该着重考虑信息管制，激励管制，价格管制等方式规范医疗体制改革。笔者认为，行政指导是以设置利益诱导为存在前提的，如果行政主体只是单纯的表达其行政意愿，并无利益诱导，一则此非现实意义上的行政指导；二则因无利可图，行政相对方也不会主动、自愿接受行政指导。因而诱导利益既应该是行政指导概念的必要构成要件，也是行政指导具有事实上的诱导性与强制力的主要动因之一。因此，政府在对医疗体制改革做行政指导时，应把相对方的利益考虑其内而不能回避，否则，无法调动相对方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