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感”与“物哀”——中日文论范畴比较研究

摘要

“物感”与“物哀”（もののあわれMONO NO AWARE）是中日古典诗学、美学中，涉及心物关系的两大核心理论范畴，它们诞生于不同的地域，从属于不同的民族。它们以殊异的面目呈现，又以汇通的实质并存。在理论形态上，都表现出东方美学特有的直觉体悟性、模糊性、形象性等特点；在理论内涵上，都体现出中日民族对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及主客关系的思考；在理论思维上，都反映出东方民族共有的综合性、整体性、联系性等思维方式；在理论发展上，尽管二者存在一定的历史错位，但都体现出人类思维的共性。
　　“物感”说涵义丰富、发展成熟、影响深远。“天人合一”和“道”论是它的根底，《礼记˙乐记》是它的基石，魏晋六朝的文论使它成熟，白居易、王夫之等人受它的影响，它是我国古典文论的一个枢纽。日本“物哀”论则在18世纪才作为一个完整的诗学、美学概念被明确提出。它从原生固有的神道思想里诞生，浸透着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气息，最终在江户时代的复古国学思想里臻于完备，形成了与“物感”相似又相异的诗学、美学范畴。这些共识和影响因子构成了中国的“物感”说与日本的“物哀”论（もののあわれ）相互比较的前提和基础。
　　从审美主体上说，中国的“物感”说受儒家“诗教”观的影响，不仅强调文学作品表达的主体情志，要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强调主体抒发的情感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受到“礼”的约束；“物哀”论则认为，文学作品应当直面创作者内心，抒发纯粹的个人情感，它在佛教“无常观”的影响下，体现出个体对命运无常的哀怨和悲慨。
　　从审美客体上说，中国的“物”经人们长期实践、经验总结，已深化为具象、普遍性的物。而日本的“物”，原本写作“もの（mono）”,最初指人们意识虚构中的神鬼精灵等物，具有宗教性色彩。显然，中日的“物”，从本质上便具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延伸到文学、美学领域，使“物感”既强调要以“随物赋形”的方式，在叙述上尊重审美客体的客观性，又强调“物感”要直面现实、揭露现实，突出作品的社会功能；“物哀”则认为，应当选取最能代表主体情感的审美客体，以同情互渗的方式，将对象彻底情化，丰富主体情感的表达。
　　从主客关系上说，“物感”说与“物哀”论都体现出“心物融合”的特质。但在“物感”说的主客交融之初，审美主体却呈现出相对平静而被动的状态，交融过程中，个体随主体性地位的上升，开始自觉地运用外物，客观外物此时变成激发情感的手段，融合之后，主、客体又在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建立起回环往复、双向交融的动态关系，并且，在此关系中诞生的审美意象，通过“以情御物”的方式，呈现出和谐并存的局面。“物哀”论的审美主体则一开始，便主动去感受外物，融情于物，而在融合过程中却出现主体消解的状况，交融后期，它的主、客体，又以“我融于物”的方式，建构起“融合、同化”的关系，在融合中实现物我边界的消弭，以“物”的生命形态取代“我”的生命形态，同时，在此关系中诞生的审美意象又以关联性的方式，烘托出“我”对生命无常的悲叹。
　　尽管中国的“物感”说对日本的“物哀”论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二者在表述和内涵上也有着极大的相似。但毕竟植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长久以来的发展使它们趋于不同的路径，只有作同中取异、异中取同的比较，方能厘清两者的关系，深化对两国古典美学的认识，促进东方美学的发展。

目录

声明

引言

第一章 “情兼雅怨”与“悲美无常”

第一节 审美主体的情感本质

一、发乎情，止乎礼义

二、心有所感，直抒胸臆

第二节 审美主体的情感内容

一、感物吟志

二、愍物宗情

第三节 审美主体的情感色彩

一、温柔敦厚

二、哀愁幽怨

第二章 “触物兴感”与“感物兴哀”

第一节 审美客体的本质差异

一、中国之“物”

二、日本之“物”（もの）

第二节 审美客体的内容差异

一、情随物迁

二、缘情写景

第三节 审美客体的表现差异

一、物色相召

二、吟咏本情

第三章 “神与物游”与“心通其物”

第一节 审美主客交融的初期状态

一、应物斯感

二、感而兴哀

第二节 审美主客交融的中期过程

一、感物吟志

二、同情应和

第三节 审美主客交融的后期表现

一、情物相和

二、物我同一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部分学术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