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摘要

尽管现代性的大转型，是一种“西方现象”，但是当它蔓延到东方国家之后，其原则却从根本上影响了构成东方思想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文化、精神以及人们对文化和社会的态度。
　　 在西方，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由现代性，组织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受到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中国的当代历史在其文化和传统之间辩证地形成了，而这一传统和文化已延续了数千年并鲜遭破裂。因此，现代中国社会既有现代性当中普遍的一面，同时又有特殊的一面。最终，原本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成为了中国现代化最为有效的方式。
　　 由于现代性的外来化，使得其融入到中国社会后，引发了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迁，并制约了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解读现代性的概念。因此，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现代性的历程是突然而急速的，我称之为“现代化”。这一过程投上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性理解的影子。
　　 事实上，现代性明确地终结了一些可能重返过去的源头，它削弱了中国的文化主义，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复杂，并创造了一种现代和过去文化的分化。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人们产生了一种对现代性的青睐，另一方面，会出现一种整合现代和传统价值的趋势。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能排除那种真正希望重返过去并去尝试这样做的情况存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是民族主义代替文化主义的过程，并以此作为他们在世界上身份和地位的主导性观点。民族主义取代文化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转型，堪称“中国三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最大变革之一”。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不会完全地摒弃他们的文化和遗产，因此，我们可以在当今中国民族主义中找寻到一些文化主义的轨迹。
　　 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中国的精英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形势并解释中国在现代性中所处的时期；他们也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武器，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从而实现民族的独立。毛泽东时期，共产党尽最大的努力用四种权力网路形式来组织中国社会，“思想、经济和政治上的”以及除此之外的“军事力量”。作为现代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用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现代制度和结构。
　　 在“高度现代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以此来改变中国的国际和国内地位。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的解体，毛泽东的非神秘化以及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统治的首要理由，第二代领导入的发展策略得到了赞赏。因此，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新自由主义和一些其它元素的经济学说被提上了议程。这种新的形势，一方面，能促进北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并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使得中国远离第三世界国家。
　　 毛泽东时代过去之后，意识形态的缺乏使得政府用民族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的空缺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也尝试根据新的形势来调整自身。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经济失衡，环境恶化，内陆与沿海、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区域发展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等，而这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在全球层面上，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对他们自身利益的威胁，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为中国设置一些障碍，从而控制中国的行为，摧毁中国的文化愿望--呈现一种与中国社会的结构相匹配的全新的现代性方式，创造“更伟大的中国”。
　　 当然，中国要达到可持续的发展阶段，不仅需要和平和时间，而且要呈现一种全新的现代性方式，这种现代性方式要基于亚洲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并能够适用于伟大亚洲文明的各种元素。否则，西方国家的孤立和严重的挑战，加之缺乏真正在文化和历史上有共同之处的同盟，这些都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的崛起，而且还会充当侵蚀中国现代文明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