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征漕对地方财政影响之研究

摘要

漕粮被称为“天庾正供”，征漕则为清代地方重大事务。漕赋是一种特殊的田赋，征漕与田赋的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已有研究指出清前期能较好执行征漕任务，而到了清中期则弊端百出。本文认为征漕事务能够有效执行，取决于征漕制度切合实际。在征漕事务上，最关键的是地方办漕经费是否足用。若经费不足，则法不能行，自然生弊。当积弊难除，则法定制度渐成具文。同时积弊相沿，日渐成为事实上的制度。清前期的改革，能适度加增法定漕费，在制度上综核名实、消除积弊，取得较好的效果。进入清中期，问题和症结开始显现，特别是征漕费用膨胀，给漕务和地方财政均带来极大冲击。同时清中期的统治者囿于不加赋的理念，不愿提高法定漕费，不能弥补地方办漕经费的缺口。因未能有效对制度进行改革，故浮收勒折等漕弊日甚。清中期漕弊的普遍存在，也对地方秩序产生较大影响。
　　清代征漕制度沿袭明制，无论是漕粮的额数、漕额的分配、征漕的机构还是征派的方式，均是在明代的基础上损益而来。清前期征漕制度的改革，是通过清初官收官兑、清前期民折官办和雍乾时漕耗归公等政策的落实来实现的。官收官兑和漕耗归公，主要内容是增加法定漕费，目的是弥补地方征漕费用上的缺口从而遏制漕弊。同时这两项政策的落实，都调整了地方的利益格局。民折官办是清代一项特殊的征漕政策，允许特定地方漕粮折银征收，反映了清初征漕制度所具有的变通性。因为征漕成本巨大，而法定办漕经费往往不敷开支，为完漕地方官常常需要额外加派，故极易滋生弊端。当地方法定经费充足时，征漕弊端较少。雍正时耗羡归公改革，建立了养廉银制度，在制度上保障了地方经费。这也是清前期征漕能够有效执行的重要原因。
　　清中期，经济、环境、财政制度和社会风气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十八世纪的经济繁荣，导致了长期物价上涨，加剧了人口压力。十九世纪的“道光萧条”，则进一步对清王朝提出严峻的挑战。运河淤塞，使得修河转运之费大增。养廉银制度被破坏，陋规成为州县财政的重要来源。官员奢侈，不必要的糜费增多。在此背景下，州县征漕普遍浮收勒折。浮收勒折缘于州县办漕相关开支的增加。州县官依赖漕务浮勒来弥补开支和分润上官，漕务陋规不可或缺。在清中期，州县官首先要保证自己不受公务赔累。因此清中期的州县官，对于已有了漕务陋规，普遍是“率由旧章”的态度。
　　鉴于漕弊愈演愈烈，嘉道时期朝廷也对征漕政策进行过多次讨论，然而最终都没有形成有效的政策。无论是嘉庆初年的“恤丁之政”，还是嘉道时期两次“八折收漕”的争论，都卡在调整征漕税率之上。嘉庆、道光二帝不愿承担加赋之名，最终都拒绝提高法定征漕税率。不提高法定征漕税率，地方办漕经费的缺口就无法在制度框架内解决，因此没有解决浮收勒折出现的根源。朝廷既然没有切实的政策指示，地方官员就以完漕免责为中心作为实际指导政策。在经济尚好时，长价浮勒小户是通常的完漕方式。在道光萧条之下，小户已经没有进一步搜刮的余地。地方官员为了通过考成，或打击生衿告漕以减少规费支出，或通过加征大户以弥补，或借助年年报灾来减轻完漕压力。总之地方官员对漕务的修补，大多是以有利于自身完漕为政策出发点，缺乏全面改革的动机和能力。
　　道光年间，书役、生衿等群体在地方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魏源曾感叹“把持之生衿”与“侵渔之书役”在崇阳县都是“虎而冠”之人，无论官府正常收漕，还是民众起而抗漕，这些群体的身影都出现其中。清中期由于官员任期短暂、财政压力大和官府地籍、户籍信息不清等因素的作用，将赋税交由书差包征的现象更加普遍。书差群体事实上控制了征收钱粮的事务。士绅群体由于具有特殊的身份地位，常常享受优惠的税率。对于州县官吏试图改变原有惯例进一步加派的举动，士绅或聚集地方予以抵制，或者告漕挟官要求分润，极大地影响地方政策的调整与制定。清中期由于州县财力不足，对于地方的控制力下降，难以有效调节地方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道光时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也进一步刺激了利益群体之间对于财富资源的争夺。因此我们看到嘉道时期因征漕而引发的冲突日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目录

声明

摘要

绪论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

(一)征漕与清代财政

(二)征漕与清代地方秩序

三、文章结构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说明

第一章 清前期征漕制度的承袭与损益

第一节 明代的征漕制度

一、明代漕运方式的变化与影响

二、明代漕额

三、粮长制演变与明代地方征漕之变动

第二节 清前期征漕制度的内容

一、漕额分配

二、征漕各机构

三、征漕原则

第三节 清前期征漕与地方财政

一、漕赋在清代地方财政中的名目

二、统征分解

三、地方经费问题

第二章 清前期的征漕政策与地方落实

第一节 官收官兑

一、均役为主：“官收官兑”在江苏

二、打击包揽群体：“官收官兑”在浙江

第二节 雍乾时征漕改革：以漕耗归公为中心

一、厘定漕费征收与分配

二、肃清浮收之弊

第三节 民折官办

一、“民折官办”起始：康熙朝河南漕粮征难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乾隆时南方漕粮的“民折官办”

第三章 清中期的经济与政治危机

第一节 十八世纪经济繁荣的长期影响

一、物价长期上涨

二、人口压力

第二节 “道光萧条”的冲击

一、农商萧条

二、银贵钱贱

三、漕赋短亏

第三节 运河状况恶化

一、治黄之策的局限性

二、河臣之咎

第四节 地方财政的变化与政治风气的恶化

一、养廉银制度的失效

二、风气之变：官场商业化与奢侈之风

第四章 清中期征漕与地方财政

第一节 清中期各省漕弊的泛滥与加剧

第二节 清中期有漕州县的征漕收支状况——以浙江乌程县为例考察

一、统计说明与乌程县漕务概况

二、州县征漕收入

三、州县征漕支出

第三节 浮收不可去——清中期漕务陋规在州县财政中的重要性

一、浮收去向：弥补开支和分润官员

二、率由旧章：州县对于已有陋规的沿袭

三、州县官的盈亏

第五章 清中期的征漕政策之讨论与实际落实

第一节 嘉庆初年的恤丁之政

第二节 “八折收漕”始末

一、嘉庆中期的“八折收漕”

二、道光初年“八折收漕”的争论

第三节 清中期地方的完漕之策

一、长短价与加派小户

二、“例灾’’的出现与影响

三、向绅衿大户加征

第六章 清中期征漕加派与地方秩序

第一节 书差权重

一、“太阿倒持”的州县官

二、书差对地方的支配

第二节 士绅的包揽

结论

参考文献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