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形态与大学建筑——教育学视域下的中国大学建筑形态演变之考察

摘要

本文从知识、知识活动和建筑三者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中国大学建筑的发展演变规律。论文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大学建筑不仅遵循着建筑的发展演变规律，而且与（高深）知识和知识活动的变化相呼应。（高深）知识形态与大学建筑形态通过人的知识活动产生了内在的稳定关联，这种关联就是大学建筑发展演变中特有的持续而稳定的决定因素。 论文认为，高深知识与大学建筑有两个关联维度：（1）建筑作为知识活动的媒介，通过“象征”和“生情”传达不可言说的知识；（2）建筑作为知识活动的场所，通过为活动主体提供适宜的空间环境来协助完成整个知识活动的过程。这两种关联维度并非均衡存在，一般而言，“场所维度”是外显的，是建筑与知识活动的基本关联，而“媒介维度”则是内隐的。在中国古代，大学建筑的“媒介维度”具有清晰明确的存在形式，但是近代以后，大学建筑的“媒介维度”被逐渐遮蔽了。究其原因，大学所生产和传播的知识发生了质变。因此，论文首先就知识、知识活动和建筑三者间关系建立基本理论框架，并以此框架作为解读中国大学建筑演变规律的工具。 本研究是一个历史研究，以“大学建筑史实”为线索，探讨中国大学建筑的发展演变规律。本文也是一个比较研究，因为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学，一种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为核心的古典大学，一种是以西方现代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后者取代了前者，相应的，中国大学建筑也在此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学其实表征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儒学和科学，前者力在寻求人的主体确定性，后者力在寻求物的客观确定性；前者依靠人的情感思维构造，后者依靠人的理性思维构造；前者以“象”为载道的工具，后者以“语言”为真理的形式。两种知识形态的区别是古典大学建筑之所以异于现代大学建筑的深层原因。 中国古典大学以研究和传播儒学为主旨。儒学是情感取向的，以“象”为主要媒介，着重探讨人的价值和意义。情感与“象”结合形成“情景”。在中国古典大学，除了“书本”中心的读书、讲书、写书等知识活动外，还存在着“情景”中心的祭祀行礼、躬行践履、优游山林等知识活动，这后三种活动的共同点是把“情景”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中国古典大学建筑的空间、特征和路径不仅要配合这些知识活动的行为模式，而且要参与构筑特定“情景”，因为“情景”中蕴含着不可言传的“道”，对情景的体验就是对“道”的把握。 近代以降，西方模式的现代大学以极快的速度代替了中国古典大学。这种代替首先表现在科学对儒学的冲击。科学是高理性、低情感的知识体系，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着重探讨外部世界的事实真相，其组织方式是学科性的。科学实验和学科规训作为两种全新的知识活动占据了大学生活的主流。与此同时，由于儒学在现代大学日益势微，儒学所产生的“情景”化知识活动显然也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科学实验使科研建筑呈现量化、模式化、人工化的特征。学科规训直接导致大学的功能分区和系馆的出现。大学建筑的知识媒介身份被遮蔽，仅仅成为从属于某种专门化科学行为的场所，这个场所被要求遵循效率而非情感。在“情景”化的知识活动淡出的同时，现代大学以明确的功能分区瓦解了古典大学整合统一的建筑布局，以功能化、模式化高效而富有逻辑的建筑空间消除了古典大学曾经自由、闲适、富有情感的环境氛围。与古典大学建筑相比，现代大学建筑更像是一座工厂，人们在各自的流水线上行色匆匆、目标明确、干劲十足。 本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尝试从教育学视角解剖建筑，在建筑和教育两个学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种沟通对于大学建筑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曾经的建筑学专业背景使笔者能够对大学建筑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解读，而五年教育学博士生涯使笔者得以在一定深度的理论层面构筑建筑与教育之间的关系。（2）本文首次提出了中国古典大学建筑的“情景”化特质，并论述了这种“情景”化特质在哪些因素作用下得以实现，又在哪些因素作用下走向消亡。在现代社会，对科学知识的过分倚重加剧了大学教育中的技术化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呼唤价值教育、意义教育已经成为现代大学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为价值教育服务的建筑体系必须是‘情景’化的，本文构筑的“情景”化大学建筑理论对现在以致未来的大学校园建设都能够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