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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的理性与人民公社的兴起及维持——基于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档案的研究(1957-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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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1.1研究缘起

1.2 研究意义

1.3 相关文献综述

1.4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框架

1.5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论

1.6核心概念

1.7 本文的研究方法

1.8 本研究所利用的档案材料说明

2 公社化前的矿山地区

2.1经济社会概况与历史沿革

2.2 土地改革后的治理特征

3 整风运动的发生逻辑及其演变过程

3.1 1957年上半年以来全国的形势

3.2 整风反右运动向农村地区的拓展

3.3 整风运动前矿山区的情势

4 “大鸣大放”阶段中所揭露的问题

4.1矿山区整风的发动与形式

4.2 对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的质疑

4.3 对“统购统销”制度的抨击

4.4 对工农联盟的怀疑

4.5 对干部和干群关系的批评

4.6 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

4.7 从“大鸣大放”到“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5 大批判:话语权的统一及思想规训

5.1 身份标签的重构

5.2 揭发:小共同体的再次裂解

5.3 批斗大会:仪式化表演与思想整肃

5.4 惩罚的参照意义:以邓介眉为样本的分析

5.5 统一话语权

6 “矿山事件”:人民公社的建立过程的一个事件解读

6.1“矿山事件”的过程

6.2 组织队伍的“纯化”与基层治理逻辑的转变

6.3 压力型体制下的无奈:对“矿山事件”另一种解读

6.4 整风的异化:基层干部推动人民公社建立的种种表现

7 整风治理与人民公社体制的维持

7.1整风与三年自然灾害

7.2 四清运动:整风的日常化

7.3 整风活动使得基层人民公社体制无法从基层突破

7.4整风使基层干部无所适从

7.5 持续整风对于基层公社而言是把双刃剑

8 结论

8.1 底层理性与人民公社体制

8.2 进一步讨论

8.3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致谢

参考文献

附录I 矿山公社主要右派分子基本情况

附录II 本文利用的主要档案列表

附录III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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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湖北省大冶县陈贵镇1957-1964年的档案材料为基础,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了湖北省大冶县矿山人民公社在整风运动背景下建立和运作的过程。研究发现:在这场具有高度计划性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整风作为一种手段与形式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整风既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原因,又为公社体制的维持提供了持续性的外部压力。围绕着对二者关系的阐释,论文还以底层视角深入考察了基层民众在公社化期间对以整风为背景的强制性改造的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矿山人民公社基层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对于集体化运动的激情、盲动与喧嚣,究其实质,更多是一种高强度政治压力下的生存理性的反映。
  本文运用整风运动中的“鸣放”材料,展现了“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过渡时期个案点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的真实看法。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基层民众曾经获得过短暂而开放的自由说话空间。因此,透过这些档案材料的呈现与分析,我们发现,底层乡村民众对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的优越性、统购统销制度、城乡居民生活差异,干部等级制度及干群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诸多质疑甚至是批评,这让我们看到被一般教科书所遮蔽的历史的复杂性。
  论文进一步考察了整风运动进入反右阶段后,上层利用强大的政治压力与惩戒机制来消弭基层杂音,进行思想规训的过程。研究发现,反右运动让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不再敢发声,他们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放弃或者隐藏了自身的想法,反过来对急骤而至的公社化运动表现出顺从或迎合的态度,正是在这种底层理性的驱使之下,人民公社得以迅速建立。
  透过对矿山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的典型事件“矿山事件”的分析,论文进一步展现了公社化运动中的政治压力机制。指出在政治高压之下,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关联纽带进一步断裂,基层干部和群众失去了与上层博弈的资源,乡村社会逐渐沦为原子化的场域,从而试图从另一个视角来揭示人民公社体制僵化而无效率的原因。
  研究发现,公社化之后,整风运动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基层治理手段,它由原先的思想规训工具逐渐转变为模式维持的力量,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刚性规训,不仅维持了公社的基本体制,并极大地减少了冲击集体经济的“反行为”,使得整个乡村社会被裹挟于公社体制之中。
  另一方面,整风的高压让基层干部和群众除了驯服与沉默之外,也学会了基于生存理性的应对与敷衍,这使得本来就缺乏效率的公社运行机制日益形式化,虽然其外呈轰轰烈烈、整齐划一的表象,而内部运作却日益松散乏力,从而不断累积公社解体的能量。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探讨了意识形态、思想规训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指出人民公社作为尽速实现理想社会的载体,其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实践与现实的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严重抵触。虽然以整风为核心的一系列思想规训为教育和要求基层民众接受新的价值规范做出了极大努力,但是,悖离经济社会常识的意识形态选择与基本经济社会规律和乡村场域的传统积淀始终断裂,致使其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故尔,当政治高压减弱乃至解除之时,公社制度便无法维持,基层社会也自然回归常态。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本文所研究的个案点,也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大历史现象,由此,本文的研究便获得了超越个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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