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的死亡政治：权力规训与真理生产(1976-2016)

摘要

死亡是人类所面临的终极命题，它具有复杂的多面性：生物死亡、记忆死亡、政治死亡等。因而不少学科、学人厕身其间。在新闻传播学科，有关死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面向：死亡的媒介报道与伦理、逝者的集体记忆和逝者的媒介形象建构。与以往研究视角不同，本研究将《人民日报》、《新京报·逝者》和“热门微博”中的讣闻、生平简介、周年纪念和死亡报道作为研究“质料”，在引入福柯的规训、权力关系、话语和真理概念并将其操作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规训的模式图，反思了福柯的死亡是反规训的观点。通过内容分析、话语分析、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技术”、“话语”和“社会”三个层面探讨了媒介对死亡规训的方法、死亡真理的生产与社会实践。 研究指出，古典时期的中国，权力借助“家国天下”的秩序从“实体”的等级制度层面和“天命”、“天道”意识形态层面分别进入死亡，将死亡政治化，构建了一个“笼统式”的死亡真理体制。权力试图通过“赤裸的表演”彰显其权力的绝对和合法。而天命观的意识形态又赋予死者以“神性”。此时权力既是“嗜血的”，也是“奖赏的”。现代时期的中国从自然秩序中“抽离”，尤其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完成的殡葬改革，从根本上破除了古典时期的死亡真理。媒介的出现与媒介体制的设置，将国家与社会勾连起来，其中介的性质开始在“国家社会”权力关系中发挥作用，而媒介如何规训死亡、生产死亡真理就成为研究的焦点所在。在这一思路之下，研究者将福柯的规训、真理和话语等概念操作化，并由此架构出了研究的两条脉络。 第一，研究者发现媒介通过话语将混乱的死亡重新秩序化、阶级化。“逝世”对应着政治与社会精英阶层，他们更容易被媒介呈现与纪念；“死亡”连通着普通百姓，他们被数字（集体）遮蔽或遗忘。媒介话语将死亡重新秩序化恰契合了福柯所谓的“物理权力”和“生物权力”。在物理权力层面，媒介通过话语的转换，将逝者主体化后，“逝者”的“资本”与“资质”被客体化为权力的“资本”，权力通过选择逝者的生活经历，选择和强调特定事件和经历，使用历史细节，以提供文化脚本的方式达至权力正当性的论述，这其中就包括权力正当性的承续、认同和再赋权。在生物权力层面，“死者”成为权力保护的对象，媒介不断通过“行动话语框架”和“问题解决话语框架”完成“权力的创生”论证，以使得权力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为完成这些论述与死亡真理的生产，媒介使用了“收编”和“重复”两种话语模式和话语策略。媒介之所以能够生产和维系死亡真理得益于既有的媒介体制。党性原则和政治正确是所有媒介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多形态的媒介也为死亡真理政治的运行和维系提供了话语空间。现代时期死亡真理的社会实践不如古典时期那样“笼统”，一方面被局限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之内，另一方面对逝者的解构、戏谑、娱乐式的反抗也时有发生。 第二，本研究超越了以往的“传递观”、“议程设置”、“舆论领袖”、“建构论”的观点，认为媒介是一种权力关系，它在两个层面规训着死亡，其一是对死者的规训，其二是对社会的规训。在这一思想脉络下，有关死亡的媒介规范以及附着于政府部门之上的媒介信息采集网就都变为一种规训技术。而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和功能也不再是“线性的”、“二级传播的”和“建构的”，而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媒介借助于媒介体制生产和维系着一种真理的场域，在此种场域之下把自我规训成为符合真理体制所需要的主体的同时也以此去规训他人的主体性，因而舆论领袖也只不过是接受真理的主体的一部分，其实是人与人之间都在互相规训。研究者还发现，媒介生产和维系的死亡真理不再是严密一体的，这就给社会实践带来隐疾与反抗：一是，单一的真理话语将更多的“边缘人群”的死亡“排斥”在外；二是对死亡真理的反抗和解构一直存在。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研究者分别提出在强调“爱国”的同时使用媒介规训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民”的认同，以及使用“自由的家长制”助推真理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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