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在外交决策中的考量——援越抗美时期中国与美越苏（三国）关系变化的历史考察

摘要

国家利益是现代国家对外行为的内在决定性因素。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追求是国家的基本对外职能。新中国的外交史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而斗争和维护的过程。无论是在两极均势的格局中，还是未来的多极化趋势的格局中，中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都将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越南抗美战争在世界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美国、越南、苏联乃至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统计，美国论述和统计越战的书籍多达一万二千多本，有关的专著、小说、杂志、电影更是不计其数。美国对越战进行了歇斯底里般的反思和讨论。但是对于这场发生在中国边境，攸关中国命运和生死存亡的战争，相对于美国而言，中文的专著要少得多。越战后中越关系的恶化和对中国六十年代出现“左倾”错误的批评和反思当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越南的抗美战争是中国参与的最长的一场战争。由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越南战争中，既坚持援越抗美，又在出兵援越的形式和规模上谨慎行事，由此成功地把越南战争限定和控制在越南南方，并迫使美国不敢派地面部队直接出兵侵入越南北方，避免了中美在越南战场上迎头相撞。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中美、中苏和中越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美由敌对转变为一种实质上的同盟关系，中苏由同盟走向敌对，而在抗美战争期间曾接受中国巨大援助，同中国并肩抗美的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到逐渐走向疏远、甚至敌视。 美国和中国在越南的对抗模式和中国与越南“同志加兄弟”模式值得我们深思：美中两国作为支持越南南北两方，分别代表不同国家的阵营，相互敌对，两国关系几乎处于危险的关头；但同时，也正是这相互敌对的时代孕育了中美双方走向缓和的种子，美国在寻求从越南脱身的同时，向中国抛来了“橄榄枝”，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又坚定不移地迈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而在国际冷战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中苏两国援越抗美的进程是在中苏分裂，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直至走到敌对，进而转入全面对抗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苏越关系趋向密切，中越关系逐渐走向低谷。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论述国家利益的内涵与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形成。指出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研究和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根本目的和最高原则。而本文探讨援越抗美时期，中国与美苏越（三国）关系的历史发展变化，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由敌对走向准同盟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频繁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60年代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于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开始考虑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对越美和谈，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先是反对、再是不表态、最后是支持谈判。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取得实质性的发展。 第三部分是主要论述的由同盟走向分裂的中越关系。先是中越在抗美战争中相互支持与合作。中国积极支持越南北方抵抗美国，使双方的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但是中越政治和军事的密切发展只不过是暂时掩盖双方的矛盾与分歧。一方面是中国与越南双边关系中有矛盾，另一方面是中国与越南在与美国和谈问题上有矛盾。中国在越南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政策转变，源自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实际上从主张以打为主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转向赞同积极进行和平谈判，并力促和谈成功。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对中越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中苏关系。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援助越南进行反美、抗美的时期，也是中苏关系从分裂走向破裂、敌对乃至对抗的时期。这就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携手共同行动，而且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越南的厉害冲突的成分，从而导致对中越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五部分是主要论述了中国与三国关系发生变化的几点思考：一是国家利益是考虑国家间战略关系的最高准则；二是援越抗美的根本目标是有效地维护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三是意识形态并非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决定性因素。 最后是结束语部分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应彼此尊重，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本文试图利用外交档案、资料，并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在援越抗美期间中国与美越苏（三国）关系变化做一历史考察，以阐明国家利益是国家外交决策中最现实的考量，国家利益是考虑国家间战略关系的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