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永璘和王二的思想历程看张贤亮和王小波创作思想中被历史限制的高度

摘要

章永璘是张贤亮《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主人公，王二是王小波《时代三部曲》中的主人公。章永璘和王二的思想历程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自我经历和经验的投射，他们在充当文本角色的同时还承载着作者的文化探索。本文拟从这两个小说人物的思想性格理解出发来把握作家张贤亮和王小波的创作主旨和思想上的局限。章永璘和王二是一个角色系列，并不能在单一静止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他们。 本文第一章对《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我的菩提树》、《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时代三部曲》中的《黄金时代》、《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这几部作品进行分析，揭示新中国成立后那段狂热的“左倾”历史中的章永璘和王二的生存境况：在反理性的现代化实践下承受着生存意义和存在意义上的丰富痛苦。主流话语的规约和异质文化的视角使张贤亮和王小波忽略了实际的身份障碍和代际差异，历史叙述取得了相同的话语立场：个体的无辜受难指向了对“前现代”社会的封建性症候指认。这种话语立场为以后主人公的现代文明认同危机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还是立足于上述的几部作品，分析在极左政治实践下，章永璘和王二在精神和肉体方面的自我拯救。章永璘在世俗理性的庇护下拒绝了劳动人民的精神认同，历史理性主义的信仰造成了他对自己受难文化英雄身份的迷恋，不合法的身份屈辱和精英身份的病态迷恋冲突造成了他精神上的焦灼。对权力秩序的依附导致了他肉体本能欲望的变态压抑和变态发泄。这是一个灵魂和肉体都呈现病态的人。王二采取高蹈的自由主义姿态使他逃脱了革命道德理想的诱捕，科学理性主义的推崇使他对传统道德弃之如敝。在这样的精神烛照下，王二和众女人的性爱关系抽空了一切文化的障碍，还原了性的生物学意义，肆意地享受性快感。这是一个灵魂和肉体都得到慰藉的人。张贤亮塑造的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病态个体即将开始和一个拒绝完整、多元的、动态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冲突。王小波塑造的一个洞穿了历史的全部荒诞、站在先验的高度去评判社会的健全个体即将开始和一个更加秩序井然的现代病态社会的冲突。 第三章分析的笔触转向《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习惯死亡》和《时代三部曲》中的《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两辑。在这些作品中，章永璘和王二又在时间的坐标轴上汇合了，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90年代。中国摆脱文革时期的专制和愚昧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而章永璘和王二关于个体自由、生命的欢娱体验却较之文革时期更加艰难。章永璘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感受强烈的精神失落，不断寻找、攻击苦难岁月和文明社会这两种文化的纰漏，成为无所皈依的乡愁病患者，只能通过放纵性欲来维持生存的意义。王二从文明社会的任何构成元素里都感觉到了桎梏和束缚，因为取代了文革时期公然的暴力和规训，其他民众不仅丧失了反抗的意识而且自觉地构成了这种规训的力量。王二在铺天盖地的文明面前成了一个孤独而又疲惫的反抗者，只能将性作为精神突围的平台。性爱行为背离了他在黄金时代的纯粹生物学意义，充满了隐喻和颠覆意义，单纯的性爱变得不堪重负。在对他们文明认同危机溯源中，发现是文革时期那段本应缺席但却永远在场的历史限制了主人公的幸福体验。章永璘的依附型人格使他的历史叙述主体的合法性在文明社会产生了危机，他成了一个在精神向度和人格行为上无可依附的漂浮的人。王二不关涉任何社会现实的先验要求只是一种偏执的追求，而且恰恰构成了他要批判的现代文明的构成因素。 基于全文的论述，得出如下结论：章永璘和王二的文化-心理结构十分复杂，尽管“自我”是他们关切的根本，但是“自我”一直与历史、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话语纠缠在一起。章永璘和王二始终徘徊在对文革时期的历史反思的话语结构中，历史成了横亘在章永璘、王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的文化幽灵。文革时期的历史反思曾经被证明是挖掘的深度现在被证明是主体思考被限制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