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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

第四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

  • 召开年:2016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6-07-12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耶鲁大学;;

会议文集:第四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 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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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春扮演了多种城市角色.殖民地城市的特性使得民族因素成为影响市民生活状态的重要因素.在殖民地社会形态下,社会阶层的划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下层不同工种收入差异明显,但总体与内地差别不大.伴随着时间推进,同阶层内不同民族间收入差距逐渐缩小.部分工种如部分商铺雇员,其阶层上升渠道相对顺畅.产业工人、苦力、旅店杂工等由于工作技术含量较低,位于社会底层,加之外来劳动力数量较大,总体上供大于求,生活水平较差,部分人员无法维持收支平衡.
  • 摘要:元明之后,算盘开始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流行.相对于加减法运算,乘除法则显得复杂,因此实际上民间的乘除操作办法并未统一.进入15世纪以后,主要产生了四大主流珠算体系,即"商除·头乘"算法,"归除·留头乘"算法,以加减法取代乘除法的"脱壳·扒皮"算法,和"补数"算法.然而此四大计算体系中,前两种算法行成了主流,影响也最为深远.
  • 摘要:在前工业化时期中国,灾害赈济公共品提供作为国家能力的关键维度对维持政治稳定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18世纪中国旨在正式化地方政府附加税的"火耗归公"改革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构建了一个涵盖政府提供赈灾与灾害天气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这一财政体制变迁的影响.改革分别通过"财政能力效应"和"减负效应"影响赈灾频率.研究发现,改革通过提高地方财政自主权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进而改善了赈灾公共品供给,赈灾对灾害的响应幅度增加了0.74次/府;同时火耗附加税正式化,降低了州县官私自加派施以"攫取之手"的激励,降低了农民的实际税负而提高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在非灾害情况,改革后府均赈灾次数下降了0.61次.控制一些省的特殊政治地位、高层政治影响、省级政府官员的异质性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由于地方自主权缺乏制度化保证和乾隆时期的一系列财政再集权政策,改革的效果在1740年后逐渐消失.本文的研究扩展了有关中国经济史中国家能力的相关文献,也为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前工业化时期王权体制下的历史证据.
  • 摘要:安史之乱深刻地改变了唐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税赋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将安史之乱作为两税三分制改革之前唐代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随机外生冲击.现有的研究强调唐代建中元年两税三分制改革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过,却忽略了改革本身对中央与地方财政产生影响的渠道.本文利用753年以及808年137个州的相关数据检验公元780年两税三分制改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因果效应.本文以各地区的人口密度作为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从平均意义上来说,有效推行中央政府财政体制改革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出现显著上升,分南北地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也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两税三分制改革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在两税收益上的分配原则,不仅对地方政府税收征收产生正向的经济激励,而且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分享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升带来的财政红利.
  • 摘要:在哥伦布大交换中,新大陆与旧大陆完成了包括制度、人口、物种甚至疾病等一系列交换,其中美洲高产作物的引入更是对旧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发现美洲作物的引入对旧大陆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甚至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对于美洲作物的引入所造成的环境负担则没有任何相关的讨论.本文的研究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本文讨论了美洲作物引入背景下,清代人口爆炸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以及其对当前环境的长期影响.从人口增长以及人口分布两个维度刻画了清代人口爆炸,并利用Arcgis进行了行政区域变迁统计,将清代的相关指标统一到了当今地级市层面.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因果关系推断,发现清代人口爆炸所造成的生态退化是导致当前空气质量恶化的原因之一.围绕核心问题,还讨论了其他美洲作物对人口以及生态的影响2;不同时期清代人口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考虑我国传统作物时,玉米引入对人口以及环境的影响等问题.进一步的,寻找了玉米引入以及人口爆炸对生态造成影响的可能机制.发现,美洲作物的引入不仅导致了清代人口的增长,还导致了清代耕地的增加,而对土地无节制的开垦正是造成清代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在稳健性检验中,首先讨论了南北方取暖差异、农村在秋季焚烧秸秆以及空气污染的扩散性等潜在内生性;此外重新处理了空气质量数据,剔除了工业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后对本文的核心方程进行了检验;本文的核心回归通过了上述所有稳健性检验.最后,利用跨国的数据进行了的安慰剂检验,发现在脱离清代人口爆炸的历史背景之下,单纯的美洲作物种植并不会直接影响当前的空气质量.
  •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1937至1945年的八年抗战(“中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地面战争、空袭、日军的各种反人道暴行惨案、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记载,中国总伤亡达到3211419人,受伤1761355人,130126人失踪。(徐中约,2002)。尽管这一数据明显偏低,但已经足够惊人(关于抗战牺牲的讨论见后文)。这场战争不但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对参战国的人民心理带来巨大冲击,本文认为其中之一即其对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影响。本文根据已有文献,提出以下假说:在抗战中受损失最惨重的地区拥有最严重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 摘要:本文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执政党在市场化改革历程中的思想观念变迁进行量化,利用可视化的直观数据特征观察其三十年来的演进特征,发现思想观念的量化更新特征并不总是平稳渐近的,而是存在两个显著的剧变期.本文以此为线索结合对应的社会情景和改革实践来对执政党观念发生重大变迁的显著特征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讨论,发现:1)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的观念变迁的显著特征是由经济领域的公共危机诱发,在问题导向下,不断深入的改革实践进一步引发制度领域的观念变迁.2)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内生于原有制度安排下的行为激励扭曲了微观行为,导致在经济绩效上缺乏竞争力,经济领域的危机挑战是这种扭曲长期积累的结果.为了应对危机,执政党需要寻求新的制度激励来提升经济绩效,而经济绩效的提升改善也为新的制度激励提供了正当性的共识基础,并最终形成了制度替代.最后,本文对思想观念量化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做了更一般的方法讨论和蒙特卡洛实验.
  • 摘要:历史时期山地土地利用变化受到自然环境的重要影响,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本研究以云南省掌鸠河流域为例,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在获得了丰富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量化研究了历史时期山地中小流域尺度和聚落尺度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影响作用及其动态特征,并遴选出了自然影响因素的主导因子.研究表明,近300年来,在掌鸠河,高程、坡度和地形等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性因子,高程和地形的限制性作用在不断减弱,坡度的限制性作用较为稳定,但海拔2200m及2500m和坡度20°是聚落和耕地扩展的重要限制性阈值.在聚落尺度,相对高程与坡度是限制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因子,相对高程的限制性作用在不断减弱,坡度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居民点所在的相对海拔高度是聚落内耕地扩展的重要限制性高度.
  • 摘要:本文借鉴Knight (1995)的两部门价格剪刀差模型分析了统购统销政策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利用1953-198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无论是以粮食收购率、粮食的跨省调拨还是粮食超购率度量,统购统销政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计划经济时期的效应最大,改革开放后效应减弱,改革开放初期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统购统销政策通过提高城市居民消费、降低农村人口消费,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统购统销的本质是政府汲取农业剩余补贴城市和工业部门发展,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历史根源.
  • 摘要:在近代中国企业所设立的对职工进行保障的计划中,多采用储蓄的方式,从而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同时期的企业保障的特征.本文在对近代中国邮政的案例研究中,通过对保障计划的内容、实施情况等的史料考察,从而综合分析了近代中国企业保障采取储蓄形式的原因:在近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原有的基于熟人社会保证雇佣合同执行的方法难以违纪,企业通过企业保障将劳动合同、借贷合同和保险合同相关联,从而确保劳动合同在较低的监督下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 摘要:本文依据新发现的一批清代北直隶东安县小惠庄的杨氏家族经济文书,对清代直隶的地价问题展开讨论,根据文书中的土地交易价格数据,分析了不同交易状态下土地价格的变化,并对清代直隶小惠庄当地价格的趋势进行分析,同时从自然灾害、货币政策以及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探讨了地价波动的原因,认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当地的地价波动影响较大,同时,晚清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也对当时当地的地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摘要:主流观点认为,以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为标志的去集体化过程,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业增长.但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挑战,有些学者强调在这一过程中,集体化时期积累的灌溉设施和机械化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尝试处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并利用初始固定资产与天气滞后的外生变化来识别因果关系.通过使用1970-1987年的省际面板,在改进灌溉、机械化、天气与制度变迁等关键数据后,面板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中国农业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此效应大于OLS的估计结果.
  • 摘要:本文将从区域市场的角度出发,利用基层粮食市场数据,来看这一时期国家是如何掌控了基层经济,从而认定国营经济已经占据主要地位。
  • 摘要:本文充分使用了GIS工具开展研究,建立了基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的清代粮价地理信息系统(GPGIS),在GIS中实现了对清代粮价数据的空间化管理、操作和分析.在GIS支持下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清代的大米市场和小麦市场进行了研究,分别采用了地图可视化分析、空间几何分析和空间统计分析等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1738-1820年的粮价数据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探索粮价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其演变过程.
  • 摘要:北魏中枢职官体系是较为复杂的,经过梳理,本文认为北魏中枢机构应当包括以下几项:公官体系、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而其长官,则主要包括以下职务:南北部大人、相国、丞相、太尉、司徒、司空,此为公官体系;以及三省长官即尚书省之录(平)尚书事、尚书令、左右仆射,中书省之中书监令和门下省之侍中(部分豫政的给事黄门侍郎).这样的选择是基于万斯同的《魏将相大臣年表》①所列之主要职务,万表中有所缺略的人物,则据史籍加以补充.
  • 摘要:本文试图结合(1)叙写方式、(2)篇章结构、(3)状态统计、(4)统计分析、(5)文本对照、(6)历史考察这几种研究方式,探索解读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曹魏时代政治格局的观察与记叙,以及深含在这些记叙内容中的君臣关系与曹魏历史走向.通过《三国志》文本中君臣对话的统计可以考察到,曹操与臣子的对话关系上佳,曹丕时代则关系恶劣,曹叡时代则关系疏离.这些关系状态的统计与进一步研究可以促使我们对魏晋历史发展进程作更为深入而精准的历史研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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