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时期丁玲散文话语方式的演变

摘要

丁玲是“延安文艺”的创构者之一，她对整个“延安文艺”的发展、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和影响。丁玲是以其小说著称于中国现代文学，因而以往学界大多关注其小说，而相对忽视了对其散文的研究。其实，丁玲的小说和散文传达了其文学创作中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前者更多地以虚构故事情节的形式表达了对革命的态度，后者则以直接表达、思想情感态度的形式展现了其文艺观转化的心路历程。丁玲在延安前期发表了一系列关乎“个人主义”的散文，如《“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讽刺》等等，这些散文传达了丁玲对“个性”的宣扬，在民族话语下与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冲撞，从而显得“另类”；而在延安后期，丁玲自觉规避了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思想，以一个“女兵”的政治热情投入到革命文学创作的队伍中去。可以发现，虽然小说语言和散文语言或许存在着某种割舍不断的联系，但散文语言具有更高的真实性，能够直接反应当时作家的文艺创作观，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本文试图从丁玲在延安时期的散文研究出发，从语言方式或话语方式的角度探析其创作文艺观的转变过程及其艺术特色，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对其散文的文学价值进行重新审视。 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梳理了丁玲在延安前期个人话语同民族话语之间的游离关系。在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前，其“个人”话语同新意识形态下的“民族”话语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另类”文章，更多地以杂文的形式暴露和讽刺革命队伍中的不良现象，并且过于强调人的“主体精神”，这显然同解放区的政治意识发生了抵触。然后考察了丁玲在政治规范下个人话语向民族话语的转向，这两种话语的相互磨合，丁玲的散文在延安的前后期体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在《讲话》发表之后，丁玲开始以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主动向政治意识靠拢，降低知识分子的身份向人民群众学习，逐渐消除了同老百姓之间的隔阂和代沟，在这个时期她的散文创作开始转向对工农兵群众进行热情讴歌，对国民党的阴暗面进行讽刺与揭露，担起了文学的政治性的责任，缝合了个人同革命集体的游离关系。最后则从“民族形式”的角度分析丁玲在对民族话语热情接受之后的语言特色，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四十年代“民族形式”大讨论，但其语言风格也潜移默化地受这些论争的影响。丁玲对民间话语进行了“推陈出新”，通过不断地锤炼与加工创造出了大众的、民族的语言，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与艺术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目录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二）研究现状及主要问题

（三）有关丁玲散文问题的说明

一 碰撞与间离：“个人”话语与“民族/革命”话语

（一）启蒙与批判性话语的延伸

（二）新“女性”话语的潜在表达

（三）“个人”话语的高扬与“民族”话语的漠然

二 政治规范下的磨合：从精英话语到民间话语

（一）热情讴歌工农兵群众

（二）讽刺与揭露国民党的黑暗面

（三）话语指向的积极转变：从对内批判到对内讴歌、对敌批判

（四）“工农兵”话语的探索与尝试

三 蜕变与成熟：“民族/革命”叙事话语的建立

（一）走出“亭子间”的“女兵”风格

（二）语言的转化：从“新形式”到民族“旧形式”

（三）“推陈出新”：民间话语的规范化与合法化

（五）民间话语大众化与艺术性的新型关系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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