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普遍'礼法'的'圆教'——'帝国'意识形态与天台智顗对佛教'职能'的扩展

摘要

作为中国第一个民族化佛学宗派，天台宗以“教观双美”著称，其雄浑博大的思想体系向为世人所景仰、称赞。尤其是，智者大师以其别致的“判教”形式判别佛教不同系统，调停诸说，将佛教呈现为一有次第层级的庞大体系之学，其理论构建能力令人惊叹。不过在慨叹智者大师超逸群伦之智的同时，需要追问的是:台宗于陈隋之际自命“圆教”，峻拔独立而睥睨他教，此“意味”着自然，作为一理论表说，“圆教”乃确立于智者大师之手，故其与智者大师之主体“构造”意识有关;然“圆教”不惟是一理论表说，更是“佛教”之新型“运作样态”。在此意义上讲，天台“圆教”乃是一“广义”的“意识形态”，其之确立非只是个别思想家之“刻意”所能为，实乃思想家应时代之机而“无意识”成就。天台智者大师的贡献正在于，面对新的帝国时代之到来，自觉从理论上将“佛教”表述为“圆教”，使之成为超出传统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上的普遍“礼法”，以此承担帝国之广义“意识形态”的职能。rn 文章分四部分介绍:一、“宗派”佛学与“帝国”意识形态。二、作为“妙法”的“圆教”。三、世间法/出世间法的调停:一切不出“法性”。四、“圆教”之特殊化:“性恶”论与“礼忏”。综上所述，天台“圆教”之建设实是佛教应对新兴帝国政治格局之表现。在对传统佛教予以重新系统化的组织、诊释的基础上，天台宗将佛教由一特殊性之“出世间法”发展为一普遍之“礼法”，从而承担其帝国意识形态之角色，为隋唐制度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伴随着唐宋社会变革，宋代天台“圆教”有一自我“权限化”，即由一普遍“礼法”特殊化为“礼忏”之法，虽然天台宗因此丧失了作为帝国主导意识形态之地位，然却以“制度”化的形式极大地开拓了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