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孟子》“舜竊父負而逃”到《新五代史·周世宗家人傳論》論儒家的“權”說與覺醒精神

摘要

(孟子)记载孟子(约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04年)答桃应的舜窃父负而逃一章，广为人所讨论，而颇多认为由此而见儒家重视情而轻法理。欧阳修(1007～1072)的《析五代史.周世宗家人传论》，把舜窃父负而逃与周世宗(921～959)不论处其父柴守礼杀人事件速在一起讨论，认为两人都是行权，其言论引来不少反封意见。桃应只问设问，历史上没有瞽瞍杀人事件，但柴守礼杀人，却明载于历史，欧阳修重视孟子，取孟子的言论作为理据，不过，孟子处理舜与欧阳修处理周世宗的事宜其实不同，表面上，二人都以人伦为主，而孟子的处理虽然行权，但以儒家的觉醒精神为最重要原则。欧阳修以为孟子以权为要旨，而周世宗同样行权，于是以为当人伦与法理产生街突时，可以因权而轻法，这样令人误会儒家于人伦与法理不可并存时，会罔顾法律。本文论述两事，以见儒者其实重视内省精神，重视觉醒，孟子固然重人伦，而没有轻法律；欧阳修自以为得孟子之意，其实出现误差，以至于儒家的觉醒精神或由是不能彰颗。然而，政治还归政治，儒家的生命情调不容易在以现实为主的政治世界找到实践时空。周世宗的处事态度，虽然不能符合儒家以人伦亲情为重的觉醒精神，弃天下而去，在当时纷乱政局却没有受到责备，可见周世宗所采取的所谓行权态度，即有别于孟子，而没有不妥当的政治结果，然则桃应与孟子的答问，仍是儒家有待付诸实行之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