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asants' Collective Land,Tax Right,Social Welfare and Village Autonomy:a Research Based on Citizenship

摘要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还是自由结社、契约化的农会权利,只要以尊重人权为基础,都应该受到比过去更少而不是更多的束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保护,它首先就有利于农民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其次也有利于(或至少无害于)国家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