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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文献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文献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8
  • 召开地:成都
  • 出版时间: 2018-10

主办单位: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四川大学

会议文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文献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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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从1983年至2017年,这三十五年高校的古籍整理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古籍整理工作的继续.高校古委会三十五年来在整理古籍、研究古籍、培养后继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自1949年至1982年的那33年;这三十五年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这里面凝聚着全国古籍整理人才80%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学者的心血与辛劳,凝聚着全国80余家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心)、5家古典文献专业的负责人和古委会40名委员的心血与辛劳,也凝聚着作为组织、协调的中枢机构的高校古委会及它的秘书处人员的心血与辛劳.同时,也与全国各古籍出版社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密不可分.
  • 摘要:上海师范大学是上海市重点建设的一所市属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所现隶属于人文与传播学院.上师大古籍研究所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1971年,上海师范学院成立二十四史标点组,具体整理《宋史》.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标点组改名为古籍整理研究室.1983年,古籍整理研究室和中文系《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合并,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研究所之一.1996年12月,古籍所与中文系、历史系联合组建成立人文学院.自建所以来,先后担任古籍所所长的是程应鏐、朱瑞熙、范能船、虞云国、朱易安、戴建国.在各位前辈的规划、领导下,古籍所的工作开展十分顺利,完成了很多重大科项目,为今天的学科和教学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有专职教师18人,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2人,讲师以下6人,另有几位教授在学校相关部门任领导职务.
  • 摘要:常言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承担的《儒藏》编纂,自一九九七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历了二十个寒暑.在这七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全所同仁,朝迎旭日,晚送夕晖,夜以继日,燃膏继晷,在儒学文献这个领域里,从生疏到熟悉,从弱小到壮大,居然集腋成裘,衆志成城,一部涵盖二千五百年儒学成就及其历史、分装六百册的《儒藏》已然编成,成就了“千古儒学第一藏,百年学府谱新篇”的盛事.值此四川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本所年轻学人回顾本校《儒藏》编纂的历程,欲总结前辈学人的经验,开创未来之新境,继志述事,用意可嘉.以予爲本校《儒藏》之首倡者,又且全过程主持亲历其事,嘱予略述数语,以爲弁言.
  • 摘要:《全宋笔记》在学界各方支持下,今年上半年由大象出版社全部出齐,共计一百零二册,二千二百六十六万多字,收入宋人笔记四百七十七种.《全宋笔记》是国家重大项目“《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编号:10&ZD104)成果的一部分,该项目分为两大块:宋人笔记编纂整理;宋人笔记研究.笔记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以质朴、不事雕琢的特色生动呈现了古代社会生活场景.笔记既有对社会重大事件的记录,也有对微观生活的叙述,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笔记文献在文化史、社会史、学术史、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价值是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
  • 摘要: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又称“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于1984年11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直属重点研究机构之一.明年将迎来建所35周年的大喜日子.古籍研究所首任所长为陈乐素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与历史文献研究和教学,是著名的宋史研究大家和历史文献学专家.他治学严谨,勤学不倦,是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其代表性学术专著为《求是集》、《陈乐素史学文存》等.自陈乐素教授以后的历任所长为常绍温教授、毛庆耆教授、张其凡教授、张玉春教授.现任所长为刘正刚教授.古籍研究所成立35年来,始终以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以整理古代典籍为特色,培养了大批硕士和博士,在我国重点侨务高等院校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摘要:文脉的传承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人,另一个是书.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夫子当年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一段就是“文献”一词最早的出处.按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这里的“文”,指的就是典籍,也就是书;“献”,指的是贤人,也就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换言之,“文献”的核心内涵,无非是“人文”二字.孔子是东周时代人,他所生活的春秋末期,距离夏、商二朝已远,虽然那时还存在夏朝的后代杞国以及殷商的后裔宋国,但是,要想理解夏商二代文化,最关键的是“文献足征”.如果文献不足,三代的文脉是无法传承的.重视文献,不仅是儒家的学术传统,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教化有根,斯文有脉,千百年来,中国人发展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源远流长的古典文献学体系,形成了悠远深厚的人文传统.
  • 摘要:点校本《史记》修订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率先完工出版的项目.点校本《史记》修订工作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赵生群教授主持,前后耗时近八年时间,精装本于2013年8月出版,平装本于2014年8月出版,目前已发行8万5千多套.2018年初,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奬获奬名单正式公布,点校本《史记》(修订本)获得提名奬.在此对《史记》修订本的学术渊源和具体的修订工作做一回顾,或将有助于对这一凝聚四五代学者心血的重要典籍整理本的深入认识和正确利用.
  • 摘要:汉文佛经的流传形式,北宋以前,先是写经,後有石经;从北宋开始,进入到刻经阶段,历代都有数量可观的刻本大藏经.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此刊印本将参校的各本异文列於当页经文之下,一目了然,因而使用、检索颇便,但排印、校对工作粗放,文字错讹、标点错误甚多.更让人吃惊的是,《大正藏》的工作底本不是编者宣称的再雕本《高丽藏》,而是民国时期印行、错误较多的《频伽藏》(方广錩201613),这爲该版本佛经的准确性、可信度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 摘要:撰写此文,对敝所近二十五年科研规划作一专项汇报,是鉴于其合乎会议主要议题“三十五年来古籍整理工作交流与总结”之“经验交流”一项,并与“专题文献整理与研究”、“文献学与学术史研究”二项规定议题相关.高校古委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之初,就对各校古籍研究所的学科建设提出过指导性意见:通过古籍整理科研项目,培养学科人才队伍,形成学科发展特色.可惜敝所当初领会精神不深,错失了与兄弟所“九《全》一《海》”同步发展的机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从一九九三年起,至二零零七年止,根据本所师资队伍的学术结构,参照学术研究前沿的动向信息,把全所科研力量整合、凝聚到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著述的整理研究这个方向上,先后策画,相继完成了《朱子全书》《朱子全书外编》的编纂和出版,把朱子本人的撰述、编著与注释之作,及由其指导或授意门人弟子的撰著纂述,作了一次元元本本的文献清理和集成.而除此之外,这整整十五年来的收获,还有对朱子学说及其历史意义认识的不断更新和逐步深刻.
  • 摘要:傅增湘(1872-1949)四川宜宾江安县,是藏书大家,目录版本学家,校勘学家,生前《四部丛刊》提供31种善本,死后北京图书馆捐书宋元善本285余种。
  • 摘要:尉缭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之所以说他卓越,他不仅继承总结了以前一些军事著作中的重要理论、思想,还在于他一直将军事问题同政治、经济(耕织、商业等)、民生、国家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他实际也是一位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今存《尉缭子》一些篇章中也体现出一定的辩证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汉代人将他的著作中不同侧重的抄本分别列入杂家和兵书,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前人论先秦各家,都是按儒、道、墨、法、名、农、兵、阴阳、纵横的传统说法,对于六国之末出现的在更宽的范围内思考政治、军事、社会问题的人的论著及总结前代各家之长论思想、文化、政治问题的论著,还没有一个名称,因而称之为“杂家”。后来长期将《尉缭子》归于“杂家”。我们一定要争论按《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它究竟该归杂家还是该归兵家,或今本《尉缭子》究竟是属兵家还是杂家,都是简单画框框、贴标签的思想方法。北宋之时在有少量删减之后,又归入兵书,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汉书·艺文志》中本有一人之书列入两处之例,后代流传中对古书增删重编也是常见的。根据最早有关文献的记载,依据古书的体例正确理解其文意,尉缭的生活年代、身份的大体情况是清楚的。全面分析《尉缭子》各篇,联系当时魏国和战国末年发生的具体历史事件来窥探《尉缭子》各部分产生的时间,对尉缭的生平可以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 摘要:对于朱熹与师友门人往来书信的研究,有若干论文涉及朱熹与陆九渊、陈亮等数人的通信往来,专着仅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然仅涉及朱熹致他人之书信,而未及他人致朱熹的书信.为此,本文主要概述朱熹与师友门人往来书信的基本情况,以及其中所涉及的若干问题加以辨析.
  • 摘要:《四库总目》的编纂,不仅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的成立,还对东亚汉文古典学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以《四库总目》四部分类体系在东亚世界的回响为线索,勾勒汉籍分类观念的近代衍变,进而探索东亚汉文古典学的共同传统及其区域特色.四部分类法形成於隋唐,承变於宋明,在日本、韩国相应时代亦有双向互动.满清王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编纂《四库总目》,四库分类构造成为汉籍分类的主流,汉文典籍及其学问日趋兴盛.进入晚清民国(日本明治前後、韩国李朝後期),面对西学东渐和变局丛生,四库分类构造在汉文古典学发展中得到扩充丰富、调整完善.从编纂《四库总目》到绩修《四库总目》的170年间,汉籍分类观念及汉文古典学经历了衍变和融通,在现代东亚世界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学术格局.
  • 摘要:近些年,关注尤袤的研究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生平事迹、诗歌创作以及《遂初堂书目》等方面,成绩斐然.对《遂初堂书目》的研究,既有十多篇论文,又有两本专著问世,对尤袤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是,对一些历史上存在的问题,研究者往往简单陈述,而未深入挖掘,进而提出合理解释.比如,对《遂初堂书目》的作者,虽尤袤撰著说占了主流,但由于《书目》中含有尤袤死后的书籍,于是又有了尤袤撰、后人补,以及后人补撰等说,莫衷一是,难免令人遗憾.本文拟对有关《遂初堂书目》的撰著过程加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由于《书目》的修撰与藏书楼有直接关系,因此先从尤袤的藏书楼说起.
  • 摘要:上博楚简《恒先》篇是最重要的出土道家文献之一,结构严整,条理清晰.有人称之为“八股文的滥觞”,却只是从辞章学拿来一个排偶概念,先入为主地认定它是八股文,然後再把八股文的结构硬往《恒先》上套.其实由於时贤所拟六种编联方案并不合理,即使采用同一编联方案,分章往往大相径庭,根本看不出与八股文的结构有何联系.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编联方案,因有“恒气之生,因有作行”二句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全篇起承转合十分清楚,任何人看一眼就能把它分成四章,而不容有异.勉强与八股文作一比较,其文体结构和修辞手法与之有点接近,堪称先秦散文中的一朵奇葩,但与代圣人立言和严格以双行长句对偶的八股文还有极大的距离.
  • 摘要:2014年我们申报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新出隋代墓志铭整理研究》.我要汇报的正是围绕这个课题所做的整理与研究工作.2007年我们的《隋代墓志铭汇考》(以下简称《汇考》)六卷本出版之後,近10年时间,截止2018年4月23日,又搜辑到新出隋代墓志铭279种.在2014年立项之前,已收集到120多种,当时我们保守估计应该可以达到150种,实际上,仅仅过了4年,我们又收获了比申报时的120多种的一倍还要多.当然,这无疑是恰逢了一种机遇,尤其对我们的课题研究而言,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运.当然现代化经济的飞速开发,对古代墓葬文化而言,其所带来的毁坏之严重也是无比痛惜的.面对两难和无奈,我们仍需悉心收集、整理和研究,否则,势必连这些墓志文献也将稍纵即逝甚至毁失而无以挽回.
  • 摘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仍在办学的千年学府,对研究、保护、传承书院优秀文化传统,开拓前进,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收集、整理书院文物、文献,研究书院历史文化,是我们的份内之事.在认真考察当今书院文献的保存与整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2015年以“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为题,向国家社科规划办提出重大项目招标选题,有幸入选并成功中标.开题以来,整个工作进展顺利,现在影印本的《中国书院文献丛刊》即将分辑刊印,谨将我们的思考记录如下,权作丛书前言.
  • 摘要:瑞安孙诒让,为晚清最有成就的朴学大师,一生着述二十余种,尤以经学、子学、文献学及古文字学着称於世,《周礼正义》、《墨子闲诂》与《札迻》等,最为学界所推崇.其余着述,亦多能传世.民国五年(1916)刊刻的《籀(暠)述林》十卷,收录仲容生前说经、释字、考古、论学、叙跋、碑传之文百五十篇.张舜徽先生尝称是编文字“几乎篇篇可传”,实乃今人了解孙氏学术规模、途辙与方法之津逮.但现实情况是,《述林》一书隐没不显,研读徵引者颇为罕觏.
  • 摘要:古来文献家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但是不同个体的认知却因人而异,有时需要亲身经历某个具体案例之後才有深切的体认.如东晋范宣对於图画的文献意义就是其经过亲覩弟子戴逵所绘《南都赋图》而明了的,《世説新语·巧艺篇》云:“戴安道(戴逵)就范宣学,视范所爲:范读书亦读书,范钞书亦钞书.唯独好画,范以爲无用,不宜劳思於此.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着录《南都赋图》,其下注云“戴安道”,或是东晋流传至唐代的戴图画样.这个案例啓发我们无论文学、史学还是礼学,图绘与文本都是互相关联、互相释证的重要文献,研究相关问题,不能仅重视文本文献,而忽视图绘文献.今拟选择若干唐宋画史书籍和考古发现中与这一时期礼制、礼学有关的重要图绘,略加考释,将图与文关联起来,并希望藉此提请学界同仁研求相关礼制、礼学问题时加以关注.
  • 摘要:《周礼·天官·酒正》“缇齐”,郑玄注曰“如今下酒矣”,贾公彦、孙诒让皆以“糟床下酒”爲释,刘善泽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以爲“下酒”实爲“若下酒”之误.刘善泽的意见是正确的.因爲《酒正》“五齐”,其他“四齐”郑玄皆以汉代名酒相比况,唯独解释“缇齐”时,以“下酒”作比,这是不合逻辑的,因爲“下酒”作爲过滤酒糟,是一道酿酒工序,不是酒名.另外,尽管汉代考古资料中出现了“糟床下酒”的酿酒程序,但用它来证明郑注是不合适的.
  • 摘要:古典文献学学科具有不同于其他二级学科的特殊性:一是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二是学科边界模糊;三是学科历史悠久;四是具有基础性和实践性.中国古典文献学是整理、研究和利用古代文献的一门学科.古文献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包括经、史、子、集,以及佛、道文献,乃至诗、词、曲、赋等等,涉及古代文化的各个门类、诸多方面,这决定了这门学科必然具有综合的特性.研究古文献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和方法,如版本、校勘、目录、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这种综合性对于学习者和研究者知识面的宽广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有长期坚守、持之以恒,才能有所获、有所成,所以前辈常说“板凳要坐十年冷”.
  • 摘要:校雠之事,自刘向、歆父子典校中书,条其篇目,辨其讹谬,论其旨归,逐渐发展为部次流别、董治典籍的专门技艺.唐宋之后,其业大张,依儒门考据之法,而成校雠之学.清季学术昌明,儒者稽古右文,董理古典,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各有格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说,死校、活校之法,遂成楷模.民国以来,以科学知识及其客观性原则、学科化为背景,形成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献学术,并发展出整套的理论表述形式和实践方法.然而,古文献学科知识和实践技艺之构成,实多以宋代以来刻本书籍为隐含的讨论前提.考察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实践,版本之学固以五代以降刻书面貌加以静态的描写,校勘实践之“存真复原”和“校法四例”,亦莫不以版刻书籍文本形貌为基本印象,视古书异文为讹、脱、衍、乙之类型变量,以此眼光来考索推想“真”和“原”的理想中的常量.
  • 摘要: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20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确立于80年代.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内涵包括学科的基本理念,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以及关于学科的运作和保障.当前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认准学科定位,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不断优化学科环境;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将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古籍整理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学科的发展要从古籍整理的实践中汲取精华,并通过古籍整理实践来实现文献学的学科价值和学术影响.
  • 摘要:以重大项目为先导,保持本专业的特色与优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加强学科建设,扩大学科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摘要:在大陆,古籍整理是一项工作与事业,而且要与“研究”相结合,叫做“古籍整理研究”,对应的专业人才培养,则是文献学学科.大陆文献学学科又分属汉语言文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门类,属汉语言文学的是二级学科古典文献学,属历史学的是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至于图书情报专业下面的二级学科文献学,则是指现代文献学,即有关图书文献的分类、计量、交流、检索、利用、文献信息的二次开发等等内容.大陆培养古籍整理专业人才的工作主要由高校承担,而高校又集中在中文和历史两大系科,目前大陆几乎所有一本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与历史学下面都设有这两个文献学专业硕博士培养点和学位授权点,这两个学科是大陆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主要阵地。
  • 摘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创建于1983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是自建所之初就开始招生,而且从未间断过招生的专门培养科学学位研究生的两大专业之一(另一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在前后三代专业教授的规划和努力下,该专业从单一的古籍整理方向,发展成为现在具有版本目录学、古籍整理、比较文献学等六个研究方向的规模.
  • 摘要:2004年12月,由古委会批准立项、李修生先生主编的《全元文》全部出齐,并于2006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全元文》的出版,对于元代文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可谓不小.据不完全统计,《全元文》出版十四年来,对《全元文》作出评价、为《全元文》拾遗补缺的期刊论文以及涉及《全元文》的博硕论文已超过百篇,以《全元文》为基础文献展开研究的成果更是屡见不鲜.甚至,《全元文》还传到海外,被日本、德国、美国等国的图书馆收藏.这说明,古委会领导下的“九全一海”等古籍整理工作意义非凡,成果具有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对于北师大元代文化中心本身的科研及人才培养工作而言,《全元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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