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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人类学及防灾减灾国际学术研讨会

灾害人类学及防灾减灾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昆明
  • 出版时间: 2013-08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云南省社科院

会议文集:灾害人类学及防灾减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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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地理学家、人类学家提出脆弱性理论,他们创造出了用于灾害研究和实践的一个强有力的因果关系模式。脆弱性成为灾害整个研究领域和管理的导向性原则,但它也并不是自身没有问题。把因果关系置于社会或者社会-环境关系中,不管是从实际的角度还是政治的出发点,灾害研究和灾害活动都变得特别的具有挑战性。对于人类学以及其他别的社会科学,脆弱性的概念和风险性让人们解决那些遭受灾害破坏和伤亡的可识别的社会和文化特性,变得具有挑战性,但是,它们也同样让人们要面对整个人类-环境关系根本矛盾冲突性的困境。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经济体系。挑战和困境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概述:人们如何在这个根深蒂固的体系中,从一个定位社会体系特点因果关系的灾害政治生态学,转移到有实际意义的行动中?也就是说,人们如何从政策研究转移到实践研究?由于灾害和其驱使力的很深社会根源,人类学特有的理念和方法让人们做好如何回应,这也是个挑战。
  • 摘要:自然灾害的本质不仅仅取决于生态环境,同时,它也被各种社会形态所影响,人为灾害就是其中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灾害防御系统不够强硬,一旦灾害发生,将会有更多的人受害。因此,是时候意识到把灾害研究置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视野中的必要性了。为了在社会学和人类学视野下进行灾害研究,建议:通过灾害看社会变迁,其能揭示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灾害引发社会变迁,其发生给社会变迁提供了机会,为了配合灾后重建,社会必须在某些方面做出改变。
  • 摘要:灾害与休闲关系的研究是灾害人类学者和休闲研究者面临的新课题,因为随着人们工作时间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休闲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加了。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正在发生转变,它不仅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也要为人们提供休闲的机会,让人们通过休闲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然而,全球范围内灾害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休闲活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毫无疑问,灾害与休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灾害对休闲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表现为人员和财产损失,基础设施受到破坏,还表现为休闲产业的恢复需要大量的资金,人们对于休闲地的再次信任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灾害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然变异,二是人为影响。因此,休闲活动中的灾害也不仅有来自自然的,还有来自人为的灾害,从当今世界上看,人为灾害不断威胁着休闲者的安全,因此,警惕人为灾害也是休闲活动中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 摘要:文章介绍了中英文中“灾”的多重语义辨析,阐述了中国人类学界的分歧:“灾害人类学”或“灾难人类学”,并就“灾变人类学”概念的提出与分析进行论述。综上所述,从现有中文语境来看,“灾害人类学”或“灾难人类学”等人类学灾变研究都应该统一在灾变人类学的学科范畴之下。最后,尽管有学者列举人类学中的文化概念时至今日依然莫衷一是,却也无损学科的界定和发展,那么研究灾厄的基本术语和概念的统一在当下虽然各说各话,而对于学科的发展,可能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但是要强调的是,要获取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性,那么在基本概念、核心术语、范畴使用上的规范性和科学化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学科之间都没有相对区隔的基本界限(范畴、概念、定义)的话,学科研究将杂乱无章且毫无价值,尤其是这个具有开放性、现代性、跨学科显著特征的人类学分支学科更是如此。
  • 摘要: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广岛原子弹爆炸圆顶屋(又名广岛和平纪念碑)为例,进一步剖析世界文化遗产和记忆传承之间的关系。通过设立原子弹爆炸圆顶屋来传承战争记忆的方法与其他传承战争灾难记忆的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传承记忆的目的是告诉下一代灾难给人们所带来的伤害,以及期间所发生的,值得后人警醒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圆顶屋可以说是传递灾害记忆的媒介。关于灾害的记忆是通过把圆顶屋录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将碑文刻在圆顶屋上得以实现。20世纪90年代,这种将灾难事件列入世界遗产的方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些传承记忆的过程中,将重点阐述把圆顶屋列为世界文化遗址这个过程,并且尝试阐述纪念物和记忆是如何诠释灾害的,以及灾害纪念物与灾害纪念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首先,将回顾一下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其次,将回顾维护圆顶屋遗址的历史。第三,将探讨把圆屋顶指定为世界遗产的背景,并进一步分析其隐含的意义和人们对它的反响之后,将就如何让传承记忆的方式以及使其成为世界遗产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将阐述传承记忆包括人们、灾害物件和灾害记忆之间的关系。
  • 摘要:嘉庆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二年,由印尼坦博拉火山爆发为标志性事件的全球气候突变造成云南地区发生大范围以低温冷害为主的多种类型的自然灾害,致使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减产甚至绝收,引发持续三年的严重粮食危机,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这场来势汹汹的大灾荒持续时间达三年之久,很多地区的粮食生产因此受到影响,粮食产量锐减,在一些受灾害影响较重的地区,甚至出现了绝收,从全省的情况来看,因灾农业受损的地区分布广泛,并不限于局部的小范围区域,同时伴随灾荒出现的粮食危机和米价上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乃至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且灾荒产生了大量因灾流徙的流民,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清代救灾的制度建设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备,为救灾的各项政策、程序和措施提供了可循的定例,清朝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救灾基本程序:报灾、勘灾、审户、发赈。这次大灾荒的救济措施有蠲免、赈济、调粟等项。
  • 摘要:土著民族的传统知识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蕴藏的潜力,目前正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明永村是探讨这一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体系对传统社区文化体系造成的冲击,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对环境的影响和改变,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认知,与现代科技体系的认知差异很大。在明永藏民的观念中,由污染造成的冰川的融化以及环境的变化,首要的就是要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先反省自身的义务做了没有,这种认知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尤其是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与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息息相关的,人们不能推卸一个国家、一个社区或者每一个个体的责任和义务,把与个人的行为直接相关的后果,变成了全球化浪潮下的一个时髦的议题,把深深与社会文化复杂背景紧密相连的一个现象与变化,变成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一个简单的正在研究的问题。rn 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观点认为:文化与环境是处于相互调试中的适应体系,传统的知识体系是人们适应于当地环境的文化系统。然而,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种当地未曾遭遇过的巨大变化时,当地村民能在传统文化的体系内加以认知,但却并不一定都能在传统知识的框架中很好的应对。面对明永冰川的持续消融,村民们也采用了很多的传统方法向神山祈祷,然而却依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村民们日益焦虑,为传统文化体系不能解决的困局而焦虑。传统知识的研究,对气候变化有着不菲的潜力和价值,但是也有局限所在,传统知识体系并不能很好的应对气候变化对当地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而同时,村民的传统知识体系也是不断变迁的,新的适应体系需要不断构建。这是生态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同时也是人类学气候变化以及传统知识研究中必须辨明的一个基本事实。
  • 摘要:中国人的“绝地天通”首先表现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之上,人类中的“人定胜天”思想就是理想和梦想高于一切,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不计生态,不计后果,干了再说,走一步算一步。绝地天通反映了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全面垄断,而对于神巫天机的控制,也象征了“精英”与自然的了断,“人定胜天”由此开始。貌似自信的“人定胜天”,实为“认知失序”,因为它遮蔽或者排斥了“天人合一”的本然,绝地天通的“智者”位尊权重,无所敬畏,在天地、人神之间“设卡”,这种自大与自信的背后是事实上违反生态规律的认知危机。从今天中国人面临的食品安全危机、饮水安全危机、空气质量危机等基本生存危机看,调整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防灾减灾的第一步是建设和修炼心智生态,或者毋宁说是恢复心智生态,重通地天,有所敬畏,有所自觉,变索绪尔式的语言任意性为皮尔士式的物感与心知之间的生态依存,即不要把索绪尔的符号( symbol)混同于皮尔士的指号(sign),符号有任意性,指号有生态性。且防灾减灾的必要前提是恢复心智的生态平衡,即让心智与物性对接,让形气神在美韵中勾连不二。
  • 摘要:文章介绍了突发灾害对指挥人员能力的挑战,阐明灾害指挥人员应具备危机预警和识别能力、科学决策能力、资源协调和统筹全局能力等能力,为提高灾害指挥人员关键能力,建议指挥人员应专业化、专职化、综合化,同时实现决策流程标准化、科学化,打造学习型指挥组织。抢险救援是个系统工程,其核心目标是生命救援,其基础条件是道路电力通讯保通和医疗力量的支援,为加强云南省抢险救援力量,建议加强专业救援队伍建设,同时加强全省救援力量统一协调指挥与管理,并促进各救援力量的针对山地救援特点,实施全省联动联训。
  • 摘要:诚然,就时间的延续性而言,灾后重建本身是一个延续性的、中间并无明显区隔、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笔者将其划分为紧急救灾期、对口支援与重建期、半自主参与重建期也仅仅是为了分析的方便。但通过这种分阶段式的集中讨论,却也呈现出长时段的重建过程中的“社区参与”程度变化的阶序性特点:首先,在地震后不久的紧急救灾期,国家力量的干预强,而村民自身并没有体现出太多参与性,或者说这种“参与”与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相比显得甚为弱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经济强省的对口支援力量进入当地,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对村里的“公共”设施与房屋住宅等物质基础的重建,主要依靠国家扶助和对口支援相结合,村民自身的建设力量主要局限在自家房屋内“私”的部分,在时间轴越接近现在时,重建重点也从基础设施逐步转移到了社会生活秩序和文化的恢复,尤其是在NGO组织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到了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项目中。正是由于将社区文化传统的重建与恢复纳入到整个“重建”的视野中,而并不仅仅关注物质层面的重建,笔者认为在重建过程中“社区参与”的观念及其实际发挥的作用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的。
  • 摘要:文章介绍了云南省的地震灾害现状,阐述了云南地震灾害的防灾减灾与能力建设的关系,并提出云南地震灾害的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应急轻防御的思想依然存在、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灾害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能力还有待加强等。为促进地震灾害的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建议:从政府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角度来说,需要强化统筹协调能力、应急管理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科技运用能力;从社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角度而言,应提高社区防灾减灾意识能力,加强公共防灾减灾教育,同时加强社区自我发展与社会资本维系能力,以及地方性知识与防灾减灾能力。
  • 摘要:外化与内化无疑是相对的概念,但制度外化的表现则更为丰富,外化的制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让制度文明的原则、内涵更深广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乃至思想。传统灾赈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外化,从对“勘不成灾”赈济的制度性建设及其完善、发展中体现,让灾荒赈饥济困扶危的社会救助功能在更深广的层面上体现出来,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成效。故雍、乾灾赈制度建设的最大成效就是完成了传统灾赈制度的外化,将一些接近灾赈等级的“勘不成灾”灾荒纳入赈济范畴,扩大了灾赈范围,并将其作为传统制度之外的制度进行建设及完善,使“勘不成灾”灾区得到了相应的赈济,将中国传统灾赈制度推向了巅峰,谱写了灾赈制度外化的完美音符。这既是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发展的必然,也是雍、乾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力雄厚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必然,成为传统制度外化并取得成效的极好案例。乾隆朝“勘不成灾”赈济的措施及实践,体现了荒政制度走向巅峰即完备制度及其制度外化的完成并顺利实施的根本动因,是中国传统专制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促进作用,使建基于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内化基础上的制度外化能依靠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的力量顺利完成。应对当时勘灾及赈济制度的完善及社会成效的良好予以客观、积极的评价,肯定官方灾赈覆盖范围的广泛性及赈济的高效性。
  • 摘要:当参与调查四川救灾和赈灾过程并做出评估时,民间组织的人类学观察是一个主要的出发点,包括地震前后实施短期紧急救援时的民间组织反应性观察,以及灾后重建中的民间组织的存在状态,以便提供有益的观察结论和建议。当灾后国内外数百外来救援组织陆续离去之后,严峻的灾后重建任务促使地方人民进一步自省,要想组织新的社会生活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为此,重新发现并巩固那些在地震来临时付与行动力与反应的中国传统民间组织,以及识别那些卓有成效的新型的民间组织十分重要。前者涉及古今文化的关联性思考,后者则是受灾社区内外组织合作联动关系的直接的田野观察。作者建议培植中国本地的行会商会组织网络,同时巩固中国本地的寺庙组织慈善动员网络,并关注外来救援组织的适应性合作联动,加强民间组织专业化培训。
  • 摘要:笔者想提出5点有关如何在面对灾难时管理信息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在沿袭了Rosnow有关“管理谣言”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管理者来说,在面对灾难管理信息流通时,最重要的还是要时时谨记“情绪”与“意图”,并以它们作为管理的导向:1.在标记一个信息为谣言的时候,需要将其所在的文化语境考虑在内;2.对情绪的焦虑及信息的不确定性有所准备,并能直面它们;3.为民众提供“事实”,并永远保持沟通渠道畅通;4.切勿因贪图短期效益而扭曲信息;5.让民众了解到谣言所具有的破坏力。
  • 摘要:对口支援模式之所以能成为“5·12”大地震灾后重建一个很重要的路径,是四个因素促成的。首先,对口支援是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的一种跨区域或跨行业援助、帮扶政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用于东中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援藏、援疆及扶贫领域等,经过多年探索,累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口支援工作方法和运行机制,为“5·12”灾后重建对口支援提供了借鉴的框架。其次,社会主义制度的行政机制为对口支援的启动和运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对口支援能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赈灾社会动员、重建机制,前提是有相对集权且政令统一的强力中央政府主导。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在“5·12”地震灾区考察后认为,“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是救灾速度和效率的保证”,“大灾之后,中央统一安排,由发达地区支援灾区的做法,世所罕见”。这在分权制联邦国家是不易实现的。再次,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累积的财力、物力为对口支援提供了物质基础。相对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在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对口支援难以践行或者说难以达到迅速恢复重建的目标。第四,对口支援在中国具有其特殊的合理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固然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但优良传统解释不了该模式的合理性,对口支援的合理性集中表现为“全国一盘棋”上,符合中央关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1949年以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均受到高度规划,区域发展的先后、行业产业的布局、资源配置的量化等均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由此,这一看似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可以理解为对欠发达地区政策补涨、资源配置差别的回馈。从这一角度上说,中央政府领导的由地方政府实施的对口援建模式具有其合理性。
  • 摘要:应急产业是以满足国家、社会和人民公共安全需求及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应对能力为目的,从事应急管理所涉及的应急产品生产及应急服务提供的综合产业。经对比分析,建议云南省加大对应急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完善应急安全责任制度和应急产业鼓励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应急产业发展;探索建立应急救援保险制度,加大对应急产品、技术等的科研力度,引入、培养应急产业专业人士,建立健全云南应急产业体系。
  • 摘要:地震灾害多属自然灾害,是人类所不能够避免的不可抗力,而人类学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地震灾害发生后,可能会引起自然、社会乃至文化变迁的问题。但在这时,政府的引导会使人们得到很大的归属感,人们也会在此情况下进而互相帮助,对于灾后重建的恢复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地震可能会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会带来经济上的发展,使人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但政府依旧要提高其抗震救灾的能力,毕竟该地区的村民生活在此地震带上。在提高农村地区防灾减灾水平的同时,笔者希望政府能够多请一些专业人士来此地区传授村民抗灾方面的知识,这将更有助于工作的科学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但无论如何,人们依旧不能违背自然的法则,要顺应自然的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摘要:笔者尝试运用布迪厄场域与惯习理论来解释我国社会中的一夜情性关系。以一夜情行动者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为场域,以性社会交往实践为惯习,以有一夜情性关系的人为行动者,以此分析在社会关系网络和各类资本运作的影响下,行动者在一夜情经历中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 摘要:2009年至2010年的一年时间里,笔者在云南省德钦县的红坡村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研究当地藏族在神山信仰的基础上,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观念、认识和分类,以及神山信仰对气候变化的“应对”。通过红坡村神山信仰与气候变化的案例研究,笔者认为在研究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时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传统文化不是一个静态和封闭的体系,而应是一个动态和开放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融合包括现代自然环境知识在内的科学知识,并共同产生出新的文化;其次,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族群的文化不是对立的,并不是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是基于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创新,从而找到真正与自然和谐的人类可持续生存方式。
  • 摘要:本文从基层政府和家庭两个层面分析了农村社区的干旱风险应对能力。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当前农村社区,基层政府灾情汇报效率高,但灾情处理能力和效率较低。主要原因是灾情处理统一调配由县政府领导,各社区基层政府缺乏相应的专项资金和处理能力。一些长效的干旱应对手段如新建引水工程等都需要通过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实施才能完成。而以村委会牵头利用县政府、烟草公司和村民集体集资而组织打井、修建小水窖、抽水等,出水量非常有限。而且以汲取地表水方式为主,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于是,主要的干旱应急压力集中在社区家庭内部。汉村和彝村都属于松散型应对方式,主要采取到远处汲水、一水多用、减少种植面积、外出务工等多样化的策略进行应对。但持续的干旱使村民觉得自己无力应对,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援助。针对当前农村社区干旱风险应对能力较弱的状况和基层政府抗旱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水资源利用要有整体规划思路,其次,转变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改善干群关系,打消社区居民对于国家灾害补助政策资金落实的疑虑,最后,对于受灾村民应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
  • 摘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居住在玉溪戛洒大红山矿区的彝族村民,主要探讨干旱灾害和由于矿产开发而导致的环境脆弱性所加重的干旱灾害两者对当地彝族生计方式的影响。干旱会导致灾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古以来旱灾就一直存在,地球上旱季、雨季交替是大自然的规律。戛洒直到开矿之前还是在这样的自然规律中繁衍生息。而现在,由于人为的因素——开矿,使当地环境的脆弱性加深,使干旱灾害更加严重。
  • 摘要:一些研究指出导致变化的原因或许不是一个单一的灾难,而是一个接着一个连续发生的灾难,总之,灾难是混合的。还有研究表明决定性的变量或许不是人口规模或沙漠化程度,而是一个社会的复杂性。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源于人类学理论,是关于一个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和相对的表面结构。表面结构和所有的表面社会文化细节相关,比如随身用品和时尚用品。深层次的结构包含无形的规则,现实是如何组成的,思想、货物和人们是如何交换的。就像在骨架之下,根深蒂固的文化规则对变化有很强的抵抗力,相反,表面的结构更加可变。表面的变化为短期的。但是,如果发生真正地变化,那一定会发生在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上,会是在语言、经济、社会安排和意识形态上发生变化。最后一个影响文化变化的因素和社会中的争议多少有关,涉及整个社区分享了多少行为或是否存在很大的分离和争议。甚至,最多的静态定义都认识到社会和文化演变,并且文化的演变是从群体的多样性和群体间的交流中释放的。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可以美化对灾难的恐惧。在文化里,灾难被描绘成净化剂和新生事物的推动力,因此几乎是受欢迎的,而非被阻的。反作用就是美化。
  • 摘要:近年来,频发不断的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愈加明显,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开始关注灾害研究。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常将研究焦点置于宏观层面的国家应灾行动的分析不同,人类学的灾害研究更强调以地方社会与世界体系的互动关系为背景,关注地方层面的灾害解释和应对实践,从而对灾害的社会文化属性加以辨析。自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之后,国内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大批学者将目光聚焦于灾后的羌族地区,围绕着灾后重建中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出现不少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成果颇丰。相较而言,针对具体的灾害类型所进行的全景性的系统考察在国内学界则未成气候,虽然针对具体灾害场景及其应对的经验个案研究也有所展开,但成果略显单薄,且多以论文形式呈现。这暴露出中国的灾害人类学研究尚不成熟,特别是基于灾害发生机理与应对机制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显得尤为欠缺。实际上,回到人类学立身之本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对发生在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以此呈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对不同的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加以辨析;这不仅是灾害人类学的关怀所在,也是国内学界急需加强的研究工作。李永祥教授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一书的问世,正弥补了国内灾害人类学研究的这一缺陷。该书是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灾害民族志,全面展示了云南哀牢山区新平县的泥石流灾害场景,并对灾害的规避应对和灾后社会文化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极有洞见的讨论。
  • 摘要:展开“文明形式的环境伤害度”这从未被人展开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维度,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在提出“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概念时,能从更深刻的地方来理解人类文明自身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在这些“口号”中真正寻找到帮助自然环境修复被人们的“文明行为”所破坏的环境吗?或者说人们在自己的文明发展中有这样的文化真诚吗?作者是非常怀疑不同文化体中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资本家能够具有这样的真诚的。估计他们的真诚只是把更多的生态灾难实施“转移”,“转移”到其他文化共同体的地域中去,让另外地域中的人们来为他们的美好生活而买单。“世界博览会”在中国的上海市举行了,其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这个主题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使在城市以外的地球千疮百孔。是应该从人们的文明发展中寻求对于环境伤害度的深刻理解了,文明要发展,但更应该从根本上培养文明形式中的环境自觉意识。
  • 摘要:本文拟结合文献、碑刻等资料,对此次地震概况、救灾措施进行梳理,文章介绍了地震概况,阐述了水患灾害,为了减少损失,抚慰灾民,清政府和地方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抚恤和确估;地方官员、驻兵将领详察灾情;清查贮存武器弹药,拆卸兵营危房;赈济及援助等。研究阐明,固定的灾情通报、赈济运作程序,汉土有别,但一视同仁的救灾理念,既是中央王朝权力在康区的体现,也保证了救灾的公平和效率,且康东人口户数增加,且多居住在大渡河谷底的冲积扇上,这是地震损失扩大的潜在因素,同时地方性知识之不足,是灾难损失扩大的内因之一。
  • 摘要:笔者认为传统上川西北地区羌、藏民族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策略主要有:选择山前台地或中高山缓坡作为生活场所,避开河谷平坝地带;选择抗震的木、石建筑,并在选址、技艺上植入了防震减灾因素;对外交通避开河谷地带,出行取道半山腰或垭口,跨河选择溜索或索桥。究其原因,在于该地区河谷平坝受地震、泥石流、塌方、滑坡等灾害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规避风险极高的河谷平坝而选择安全系数相对较高的中高山缓坡及二级台地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再加上在建筑类型与工艺上植入抗震因素,就可以把地震灾害带来的损失尽可能降到最低。因此,与其说该区域当地世居人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选择中高山地区作为活动场所是理性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他们出于生存目的应对地震、泥石流等突发自然灾害的经验总结。rn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段时间,川西北地区未发生大级别地震,河谷地带由于交通改善而得到迅速发展,大量水电、工矿项目建成投产,旅游产业异军突起,城镇化建设日新月异,导致该地区布局拥挤、人口稠密,生命与财产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但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使几十年的辛劳成果毁于一旦,当前河谷地带的灾后重建成果亦每年承受着泥石流、塌方、滑坡等次生自然灾害的“侵蚀”。鉴于当地世居民族传统上选择安全系数相对较高的中高山缓坡及二级台地作为生活空间,笔者认为该区域在日后建设中切忌在河谷平坝投入大、布局密,并积极借鉴当地世居民族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生存智慧,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特别是针对中高山区“易地重建”的思路需重新检视,应从长时段视角重新审视该区域今后的发展。
  • 摘要:当今“市场社会”背景下的自然灾害已不再是造成当地村民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关系解体的最大威胁,而以发展、现代化或慈善为名义的灾后重建工作将成为威胁当地灾民“文化图式”和“生存哲学”的新特点。如今需要警示的是那些带着反思国家发展的口号,进入社区开展发展项目的民间组织,由于当地文化、NGO理念和国家体制等因素影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又同现行国家发展援助一样,又一次干预了当地社会的发展。本研究通过对NGO参与孟村灾后重建中的冲突的分析,笔者可以得出未来国家、NGO组织和国际发展援助在民族地区开展扶贫赈灾项目时,同样也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发展的自身需求和文化诉求,力图从当地人的观念出发,(恰似一个十字架,交叉点是人)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赋予当地人发展自我和规划自我的权力,使他们能更多地参与项目,而不是剥夺他们的能动性),倡导纵向发展(向前尊重祖先神灵,向后维持子孙延续)和横向保护(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此外,底层与边缘人群也应该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尤其是生活在边底和底边地带的民族精英,应该深刻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充分利用自身所固有的生态知识和民族文化资源,带动本民族积极地参与国家的发展。而对类似孟村边区的同等社区,政府应积极支持NGO组织(尤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NGO)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参与边区的工作,形成政府管制城市和中心、NGO管制乡村和边缘,专家和学者监督政府和NCO组织的三维模式。这样边缘才能发展成中心,中心也能够兼顾边缘,二者才能和谐发展。
  • 摘要:文章介绍了巨灾风险管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阐述了我国巨灾风险管理现状,提出建立有效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民众保险意识差、缺乏应对自然巨灾的统一机制、缺乏专门的法律支持等。我国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应坚持以人为本、风险共担和扩大覆盖面三个原则。建立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关键是要解决好政策支持、运行模式、灾前防范等问题,做到政府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建立巨灾风险管理基金与风险分担机制有机结合、将灾前风险防范与灾后经济补偿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应该建立一个高效、成熟、多层次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另外,作为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中的核心部分,笔者认为,基于我国巨灾风险特点和风险管理现状,应该建立多层次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国家巨灾基金为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巨灾保险体系。
  • 摘要:随着对灾害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灾害风险的认识,从最初的仅从灾害的频率强度和造成的损失着眼,经过了将脆弱性因素纳入考察范围,发展到现在灾害风险的计算中已经将应灾能力从广义的脆弱性概念中独立出来,表现为与灾害风险成反比关系的一项,可见应对灾害能力在减轻灾害风险中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经过对某一地区现有的应灾能力进行评估,找出其中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地加以改善,是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的基础。从对现有防灾减灾综合能力的评估方法进行研究发现,目前的评估多是以应对单灾种的能力为主,或者是关注灾害社会影响大的城市区域。评估方法是构建指标体系,指标的选择一般可分为自然类与非自然类,自然类指标中多是考查对致灾因子的应对方法与能力。在非自然类指标中以评价政府、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为主,其中包含基础设施状况、收入状况、医疗条件、物资储备等内容。总的来说,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评估指标的选择原则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所有可能导致灾害后果的诸因素全面考虑,包括了诱发灾害的致灾因子和承灾体的暴露性与脆弱性;另一类则是将应灾能力与灾害风险的危险性和脆弱性分离,聚焦于社会因素的影响。
  • 摘要:本文是以台湾的事例为基础,探讨关于以宗教团体为中心所建构的灾害重建规范。慈济基金会救灾重建活动,成为灾害重建规范的原因,是为战后无法完全享受到地方政府资源的人们,透过宗教而得到社会连带,基于救援者受救援者双方的立场使灾害救援获得正当性。但是在八八水灾的重建过程中,重建规范开始有变化,慈济基金会的重建救援无法获得正当性。再则从这里得知,重建规范不能视为一般性,而是要以个别案件进行处理,以社会状况的背景,从救援者与被救援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构。对于八八水灾受灾者而言,慈济基金会是从外部来灾区的,给予救灾的条件就是要剥夺受灾者原本的生活,强迫接受慈济基金会的“慈善的霸权”。因为救灾经验非常丰富,所以他们已经有建构所谓的救灾模型,但由于他们并未建立起与受灾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造成了隔阂。也就是说,所谓的灾害重建规范,不应该只存在规范,应该随着救援者及受灾者之间的关系随时进行调整。所谓正当性,就是在其过程中所产生的东西,本文支持者被支持者的双方立场而皆有取之。
  • 摘要:通过关于康熙十八年大地震的记录,可以得到中国古代地震的被害程度、政府(皇帝、大臣)的反应,灾害与政治的关系,救灾措施等各方面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构造、灾害观、生死观、灾害政策等,对今天的防灾救灾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也可以为灾害文化的跨文化比较提供基础资料。此外,也可以了解古代中国的灾害信息,不但出现在诸如《清圣祖实录》这样的官方记录文献中,在文人的诗文和见闻录中也频繁出现。此外,像资料13的《诰授通议大夫奉天府尹前工部右侍郎万含金公神道碑》的碑文中,也包含了有关地震灾害的信息。这些都对理解古人的灾害记录和记忆方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三河地震记》是当时灾区地方官的地震记录,这篇地震记对地震本身的描述详略有致,既有总体概括,又有具体人物的受灾实景,对救灾过程的介绍也非常详尽,可以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灾害记录资料。
  • 摘要:文章介绍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对自然灾害的忽视,阐述了集约化和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探讨了清朝时期的集约化和韧性的缺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与灾害。一个政权希望能平衡增长的人口、稳定人们的生活就要从生态系统中获取更多的资源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导致了生产或生产力集约化的过程消减了生态系统的缓冲能力,并使生态系统失去韧性、增加脆弱性,最终会导致在短期内具有偶发性,而从长期来看不可避免地会把原来能够吸收的自然干扰变成灾害。一种解决这一大困境的权宜之法是思考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状态,利用资源的转移和再分配来调整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贫富差距。就中国来说,就是把资源从富有的地区和城市调配到贫穷的地区和乡村。这将在不增加国家层面上生态系统整体压力的情况下瓦解贫困问题。然而,从中国的规模来看,这在政治上多少是可行的,但是在国际范围内的可能性仍然接近于零。另外一种看起来更有希望的方法是:如果一个政府能首先考虑环境影响可能导致的后果的“范围”,即缓冲物起作用的程度可能会因为贯彻发展政策而降低。在意识到集约化和韧性之间的权衡关系不是一对一的交换关系时,政府可能会选择放慢发展速度而非停止。要敢于思考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和未来十年内国家政策对生态的影响,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这将需要领导阶层制定出大量政策,以及培养大量的向可能受影响的人们解释这一原理的工作人员。但是如果需要防治“自然”灾害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不再继续增加它似乎就是少数选项之一。
  • 摘要:很多从事灾害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认为灾害研究成果为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做出了贡献,笔者认为这包括灾害研究方法。事实上,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整体方法的一部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互为补充和共享,回答相同或者相似的问题。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重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文献收集、跨文化比较、民族叙事方式等。笔者认为,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尽管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分离的技术,但它具有特殊的场景,这种场景使得灾害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区别开来;第二,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仍然重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文献收集等,但是,田野调查方法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得到强调,如时间上的局限性,社区和地方政府的敏感性,参与观察的不完整性,材料的真实性等,都需要在田野调查中得到思考和总结;第三,倡导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相结合等,同时强调不同学科的研究团队相结合并重视使用现代先进技术,这种建立在多种学科基础之上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也被称之为“合作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第四,灾害人类学提倡的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群体对于不同或者相同灾害的应对方式,它对于灾害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五,灾害人类学民族志的叙事方式是一种以人和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方式。
  • 摘要:在地球这个行星上,灾害,特别是自然灾害其实就是典型的地质、气候现象。美国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978年推出的Power of Nature中,非常明确地将地震、火山、气候现象都归为自然之力。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增强,自然之力的释放直接撞击了人类的生命、财产,同时自然之力也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之力了,其中明显地存在人类所谓积极活动的因素。对灾害下定义虽然很困难,但是除了物、财的损失以外,有两点是不言而喻的:第一是灾害带来了个体生命的抹杀、肢体的损伤以及幸存者精神层面的伤害;第二是灾害在不同程度上重创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乃至于整个灾区社会的机能。rn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给地域社会带来沉重打击,扩展至世界范围的紧急救援,举国体制下高速的富于成效的灾后重建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随后也展开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诸视角的研究,虽然也出现了不少应用人类学意义的灾害研究,然而,除了李永祥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外,还没有更多的灾害民族志的报告。近年来,国外灾害人类学方兴未艾,国内灾害人类学的关注者及实践者不断增多。然而,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较为单纯的灾害、灾害医疗、灾害管理的数据化处理外,社会科学的介入,无论从哪个视角,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将面对一个异常复杂的、多义的、重层的灾害事象,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此问题上,能够较好地应对复杂自然、社会、文化事象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正好有了用武之地。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尝试,虽然存在诸多困难,如时效性问题以及诸多两难性,例如灾害发生时,救灾与调查的伦理性两难处境,然而相信今后的民族志实践中会一一越过。从尝试着建构民族志的立场而言,日本学者田中、林、重川等的努力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摘要:本文试图追溯和探索日本在过去的20年内发生的重大地震中,对灾民实施了的应急措施、政策以及管理方法的发展(包括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GHE)和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GEJ)以及相关事件,如海啸和核电站事故)。通常情况下,被疏散的灾民都会饱受艰辛是由于在短时间内或长时间内非自愿的甚至被迫的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自从有了所谓的“地区疏散问题”是完全超出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举措和一般居民的行动范围的说法,在阪神大地震时撤离的灾民们饱尝了艰辛。这样的情况已经改变。然而,目前的发现是这种情况不比之前轻松,除非进行改革和发展。为了实施有效的政策去补救被撤离居民的问题,必须获得受灾群众具体的基本信息。正如在前面提到的,目前关于受灾群众基本信息的数据库并没有列出他们受灾的原因。因此,在事故发生之前他们习以为常的稳定的获益程序对于决定合适的政策是必要的。一种更加具有综合性的受灾群众的分类形式被要求达到国家标准,它应该覆盖所有的地方政府,即使必须小心的不去违反个人信息行为以及隐私的保护。在东日本大地震中积累下的经验告诉人们,该决议不是可以在一个特定区域里单独解决的。
  • 摘要:通过对遭受汶川大地震重创后迅速崛起的一个羌族遗产旅游村寨的调查,本文展示了这个之前默默无闻的村寨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不仅激起了大众对羌族这个曾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民族的极大热情和关注,更强有力地帮助了这个民族及其民俗的新兴。但是,旅游业发展对民族文化标志的机械化移植则体现出旅游规划与当地民俗传统的冲突与脱节。因此,正确认识民俗活动和遗产旅游活动的特点和区别,在利用和表现民俗文化上进行相应的取舍,才可能探索出一条既能保护羌寨民俗,又能促进其旅游发展的道路。非常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政府主导的灾后旅游发展策略为全世界的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以及灾后整体恢复重建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这个策略表明,灾难可能促成一个边缘文化的迅速振兴,危机变契机。这个项目也展示了一个通过遗产旅游业和政府规划重新定义、介绍甚至改造当地文化的珍贵案例。因此,针对四川羌族灾后旅游规划和恢复重建的研究可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极大地帮助和促进世界范围内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研究。
  • 摘要:文章介绍了云南自然灾害风险现状,阐述了云南自然灾害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自然灾害预警监测机制的缺失、自然灾害管理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治理的机制尚未形成等,为加强和改进云南自然灾害管理,建议加强危机教育,提升减灾意识和能力,同时加强预警监测机制建设,提高危机预测能力,优化公共管理行政体系,提高自然灾害管理科学性,并将减灾建设纳入经济建设规划,将风险管理纳入日常管理工作,进行自然灾害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探索。
  • 摘要:文章介绍了马游村对当地发生地震的反应,阐述了马游村的灾后重建。通过这一次在马游村的实地调查,该村在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只是在宣传防灾减灾方面,村民的接受还不是很深入,在这一方面要多注意。该村也是干旱、泥石流、滑坡等经常发生的区域,所以做好灾害预防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做好这个能够在灾害来临时,减少人员的伤亡和村民的物质与精神损失。做好这个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对该村的调查中,对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也是有很重要的人类学意义的,在这方面可以注意到灾害会给附近环境、生态、人类带来一定程度的危害,但正是知道危害表现在哪些方面,才可以研究出方法来减少这些会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最终这些研究、调查能够真正地服务于人类的生存问题。
  •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自2009年以来,云南持续4年严重干旱。即使在水存量充足的地区,由于地形、水利设施等原因,也存在着“有水难用”的干旱情况。这样持续性、严重的干旱对云南的农民生计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农户是否有应对干旱的措施以及其限制因素,这些都是本文将讨论的问题。将基于红河沿岸7个村寨的田野调查,来分析干旱对这一地区农民生计的影响及其适应性。从调查结果来看,研究地区的农户生计受到了干旱的影响,而且对当地居民的生计资产组合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干旱使得人们对生计资产的形式进行了重新权衡,持续的干旱对当地居民的生计(甚至在文化方面)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其不仅影响到了自然资本的可利用性,而且缩小了人们生计的多样化策略。生计多样化手段的减少对当地生计可持续性,以及当地人应对由干旱引发的生计压力的能力等方面都带来了损害。干旱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方式的适应性转型困难。这一结论在本研究地区也同样存在。因为这一地区主要以香蕉这一经济作物为主,其生产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调整。而且有研究认为,通过改变原有的产权制度和生产方式等来应对干旱的措施,其效果也并不理想。
  • 摘要:研究阐明,无论是传统的祭祀活动,还是如今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对干旱的应对,对于神灵的崇敬已经深深扎根于五街彝族群众的心中。从出生到日常生活中的祈福,再到如今的求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传统文化在五街人民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这样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干旱应对方式,也可以被看成是五街彝族独特的“灾害文化”。虽然人们无论从传统文化或是现代知识方面都对灾害有了认知与应对方法,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政府帮扶不到位、外来爱心人士目的不纯、当地群众自身认识失误以及对突发变化的应对不及时,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只有认清了自身的问题,才能在今后的防灾减灾工作中做得更好。作者经过田野调查,尝试提出的几点思考:首先,政府要把防灾减灾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所谓下基层要真正落到实处,只有真正深入贫困农村地区,才能了解灾害的严重程度;对于有意向提供帮助的人们,也应该在目的单纯的基础上尽自己能力对受灾群众提供多样化的帮助;老百姓对于旱情的认识往往来自于经验,这就难免会对旱情的预判产生误差,关于这一点,应该首先对人们做好旱情标准的宣传。
  • 摘要:文章介绍了云南省的暴雨洪涝灾害现状,阐述了暴雨洪涝灾害的防灾减灾与能力建设的关系,并提出暴雨洪涝灾害的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包括:缺乏技术熟练、经验丰富、反应迅速的综合性专业的暴雨洪涝灾害救灾队伍;基础科研与技术装备等减灾科技能力不充分,救灾资金投入不足,救灾工作缺乏经费保障;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暴雨洪涝灾害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等。针对制约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水平提高的瓶颈环节,对云南省防灾减灾能力的建设与完善建议:建立规模适度的综合性暴雨洪涝灾害的救灾专业队伍,整合现有救援队伍和力量,组建综合性专业救灾队伍;大力推进暴雨洪涝灾害的防灾减灾科技的研发与应用;加强暴雨洪涝灾害防范防御能力建设;加强暴雨洪涝灾害救援救助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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