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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七届青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七届青年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05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05-11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会议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七届青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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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试图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的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进行专题研究,以期为观察督抚制度在清末的最后演变态势以及地方督抚与新政的关系提供一些新的认识。通过对于地方督抚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可知其群体特性的负面因素较多,这些大都不利于清末新政的顺利推行。当然,对于督抚群体特性的负面影响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事实上,其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同是旧官僚群体中,由于趋新与守旧程度的差别,相对而言便可能对新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任职时间的长短、在职年龄的高低、任职频率变动的大小,情形不一,其对于新政的影响也自然有所不同。可以说,正是这些内在差异导致了各省新政发展的不平衡性。
  • 摘要:西南与中央之间的对立是从1931年京粤对峙的局面演变而成。“西南问题”是30年代中央政府在推行“统一化”政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本文试图通过还原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的过程,探讨在因外力入侵引发的救亡统一的民众心理背景下,面对中央统一化政策的压力,西南是如何因应的。指出:福建事变前后,受西南内部因素影响,和南京内部迎胡倒汪运动的推动,西南和中央开始从对立走向交涉。交涉之初,西南因握有解决事变之关键,在“制的问题”和“人的问题”上均不肯迁就丝毫,交涉结果所获甚微。福建事变后,中央凭借“地利”、“人和”之机,开始积极推动统一化进程,结果却为割据依旧。
  • 摘要:日本借《马关条约》,侵占台湾。中国人民从未放弃收复台湾。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将对日清算追溯到1895年。中国人民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促成美英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回台湾,而台湾的军事由占领军负责。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负责设计台湾战后接管工作,集中于行政部分。日本突然宣告投降后,中国政府负责台湾军事与行政的接收。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接收台湾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投降,以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接管台湾土地、人民等,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 摘要:以往的地方史研究通常认为,善会善堂是地方性实践的典型表现之一,而地方性实践在总体上也只能在该地方空间内部有效进行。然而,晚清时期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移植的现象对这种认识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这些善会善堂虽然位于华北地方社会之中,却是按照江南而非华北的地方系谱建立起来的。由此提出了“流动的地方性”这一概念,以期进一步反思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
  • 摘要:抗战爆发后,对液体燃料的需求猛增。经济部在开发玉门油田的同时,又制订了“以液体燃料代用品制造为急务”的方针,积极谋求动力酒精和植物油提炼、煤炼汽油等的试验和开发,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液体燃料工业在数年间发展成为后方重要的一个工业门类,有其主客观的因素,当中经历了许多曲折,也形成了诸多的特点。虽然相对于当时交通运输对液体燃料的需求量来说,其整体发展水平仍然很低,发展也极不平衡,但是液体燃料工业的进步对战时国防和交通、整个后方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以及战后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 摘要:日据时期台湾与1945年前的中国大陆拥有两种不同的农民组织经验,这两种经验在光复初期的台湾交集,使国民政府在接收台湾后不久,即依据大陆“农会政治,合作社经济”的原则,将台湾最大的农民组织-农业会划分为农会与合作社两种组织,使光复初期的台湾农民组织陷入分分合合的纠葛之中,直至1949年台湾省政当局重新将其合并。在农会与合作社分合问题的背后,可以看出在国民党的政治版图中,台湾的地位日渐重要,台湾农民组织的地位日渐重要。在糅合两种农民组织经验的基础上,当政者促成了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性功能的新农会的产生。
  • 摘要:明清间耶稣会士来华,西学输入为当时学界之大事,知识界不少人也对接触过西学,天文历算、火器、地理、水利、机械、冶金、绘画乃至传统的音韵之学等均受到西学的影响。但此期的西学输入,并未引起士林风气的大变化,士大夫的知识结构、知识追求等亦未发生根本的变化,更没有引起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型,其原因至为复杂。本文试图从此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传教士输入之西学的迎拒取舍所呈现的特点,分析影响其取舍的思想传统与现实因素,进而从一个侧面了解此期西学东渐未能引起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若干因素。
  • 摘要:在1868-1869年的中英修约谈判过程中,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不仅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为修约所成立的中英委员会及其所有会谈,而且一身二任,同时受中英双方的嘱托,为使中英双方达成妥协而斡旋于两者之间。赫德在中英修约谈判中的言行,受到其利益取向的制约,身为清朝官员,要得到清政府的信任,他在谈判中必须考虑到清政府的要求,而作为英国人,并在其总税务司一职必须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情形下,他在谈判中又必须要维护英国的利益,尽力说服靖政府满足英国的需求,而如何处理好这两种利益的关系则密切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从赫德在中英修约谈判中的言行来看,他在维护这两种利益时更倾向于后者。
  • 摘要:因甲中政变提前赴任的第三任驻日使臣徐承祖,通过有效的收集情报途径,成为天津谈判期间清政府制定对日政策的最主要的建议者。他提出的撤兵、以天津为谈判地点及反对惩办营官三大建议,作为清政府对日天津谈判的基本决策,对天津谈判的进程,以及中日《天津条约》最后成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由撤兵问题所引发的中、日两国对朝鲜的同等派兵权问题,成为日后甲午战争祸根的条款,以及以照会形式惩办中国驻朝营官,与徐承祖最初的设想已经不同,这不是使臣个人的力量可以决定的。
  • 摘要:《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震动。地方督抚也迅速做出反应。其中,近三分之二的督抚公开表态,反对条约,主张废约再战。为影响朝廷决策,他们甚至联合行动,联衔会奏;另有三分之一的督抚对和约给予理解,主张议和。而清廷的换约决策果然受到了督抚的影响,但主要不是主战派,而是主和派。其中,王文韶及其关于天津海啸的奏报,极大地影响了光绪帝批准换约的决策。虽然主战派督抚没能阻止条约的按期换约,但他们所提出的废约主战思想如“持久战”、“乞援强国”等主张在思想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 摘要: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25年被作为国民外交机关引介到中国,而由于学会注重对于太平洋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因而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承载了两重身份:它既是国民外交的推行者,又是学术研究的推动者和赞助人。然而随着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分会越来越感到在国民外交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学会囿于自身定位,在中日争端问题上不采取明确的立场,使得中国社会舆论对学会日渐失望,甚至中国分会一些出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者也对这类国际组织产生了怀疑。而1929年后,分会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断推进,学者在分会中的地位也随之逐渐突显,在学会的国际会议上推重积极的国民外交姿态的出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分会领导人的地位也渐渐被主张更为稳健的学者所取代。1931年后,中国分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上述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摘要:在蒋介石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过三次下野,都很快复出。第一次是在1927年宁汉对峙期间,第三次是在1949年国共决战期间。对这两次下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对1931年的第二次下野,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少。蒋氏这次下野,同前后两次最大的不同点是压力完全来自国民党内部。胡汉民曾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冲突,再度引起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发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和“非常会议”,同南京相抗衡。正当宁粤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和解。10月底,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谈,决定以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来结束党内政争。但粤方并没有放弃逼蒋下野的初衷。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象征团结、统一的四全大会只能无奈地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举行,毫无团结的气氛。粤方四全大会坚持蒋如不辞职,粤方拒绝赴南京出席四届一中全会,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从胡、汪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又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本文主要依据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国史馆”现已公布的档案,重新梳理并说明这一看起来扑朔迷离的党内纠纷的来龙去脉,希望借蒋氏下野与再起这一个案,揭示国民党内权力重组、变迁的内在因素和各方相互争夺和妥协的真实心态。
  • 摘要:本文利用战时军队系统查报形成的资料,分别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抗日部队官兵、中共抗日武装部队官兵以及以往未作伤亡考察的国民党方面兵役壮丁人员等方面的伤亡情形,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 摘要:第五次反“围剿”中共军事政策的错误向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错误军事政策的一个标本。但是,当我们试图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中考察第五次反“围剿”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宏大战场时,将有可能发现,一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原则论定其实并不一定具有强有力的史实支撑,而当年的历史运行脉络,也远比我们想像的更为多变、复杂。
  • 摘要: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以“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为宗旨,但实际上,中、日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日本代表的真实目的是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而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会议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双方争论频起,几至会议决裂。同时,会议遭到了中国各界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但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以“全亚细亚各民族联合起来”的名义,称霸亚洲的虚假面具,打破了某些人对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幻想,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 摘要:作为道光初年议行漕粮海运的重要人物,齐彦槐的著作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征引。但齐彦槐在此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却历来语焉不详。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详细勾勒,认为齐彦槐的主要作用体现于真正实施漕粮海运之前,但机缘所限,他并没有获得陶澍的完全认同,最终只能抱恨而退。
  • 摘要:本文利用了大量地方志和档案资料,主要论述:一、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旧秩序的摧毁打击,安徽土地和人口的巨变及由此而来的田赋征收制度的解体;二、清政府战后重建安徽田赋征收制度的努力及其失败原因;三、安徽战后田赋征收弊病的特点及其危害。
  • 摘要:1912年,清朝被推翻,中国进入五族共和时代,蒙古族在满清时代享有的特殊权利受到挑战。受国内政局及战争的影响,各部队或常驻,或过境,使地处北部边疆的绥远军队骤然巨增,摊派军需草料引发了一系列纠葛。土默特旗没能使各支各差的传统摊差格局完全延续下来,汉方同样没能建构起完全无分畛域的摊差新格局,绥远土默特地区新旧杂糅的摊差格局经过艰难的交涉逐步建立起来。官、社会组织、民之间的关系随事态发展而变化,使乡村社会秩序在不同时间里呈现出多样性。军需草料的摊派加给民众沉重的负担,军队的骚扰更让人们置疑摊差的正当性。
  • 摘要:国民政府的战前十年,中国取得了关税自主权。依此为契机,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关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其中以调整进口关税税率为主。所谓调整税率亦即逐步提高进口税率,提高税率保证了关税收入,稳定了债信进而稳定了财政,为国民政府战前十年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关税性质总体为财政关税。但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对外贸易的逆势,贸易逆差不断拉大。平衡对外贸易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中国的经济、提高中国工业化水平。
  •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特别重视对华北沦陷区粮食的掠夺。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更重视棉花的增产,但除日伪强力推行植棉的地区外,华北沦陷区农村的农民仍以种植粮食作为农耕的第一选择。从总体上看,日本的军事侵略及统治,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粮食的播种面积及单产量都比七七事变前减少,粮食的流通渠道、机构、方向、手段等都受到了影响。粮食流通的初级市场集市减少,农民多在自家庭院卖给前来收购的小贩;一些粮栈或货栈成为日本商社的收购人;大城市粮栈的运输职能丧失;一些粮食集散市场的中转职能改变;铁路、卡车及牲畜运输量的增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伪交通统制的重点和薄弱环节所在。
  • 摘要:妇女曾经是长期被历史遗忘的社会角色,是历史叙述的“失语人”。直到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包括清代在内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当前的妇女史研究,既有长足的进步,又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首要的困难就是史料的局限问题。如何在充满男性话语的原有史料中,寻找妇女的声音,如何进一步发掘、扩大妇女史史料的来源,成为从事妇女史研究的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中心,对清代档案中的妇女史史料及其史料价值进行了初步考察。首先,文章从五个方面对所搜集到的妇女资料进行了要点介绍。第一,以宗亲、邻里、主雇关系为脉络,考察清代妇女在社会关系中的状况;第二,从清代底层妇女的各类身份角度考察她们的生活状态;第三,对清代不同性质的女性犯罪史料进行梳理;第四,将清代各种妇女自杀轻生史料进行归类介绍;第五,对清代的妇女劳动生活和经济生活史料的考察。通过对刑科题本的初步整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与其他史料比较而言,清代档案真实、生动、群体性强,能够提供清代妇女史的多个领域的研究资料,具有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值得史学工作者珍视和充分利用。
  • 摘要:本文就清末至民国时期流行于知识界的“非传统早婚论”与婚龄讨论言论展开分析,认为批判传统早婚与探讨理想婚龄几乎同时交替进行,是知识人演出的一曲婚龄言论问题上的二重奏。研究了知识人判断“早婚”的标准;分析了早婚伤身、早婚弱种这两个流行甚广的观点;探讨了近代“非传统早婚论”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最后本文概括了知识人关于理想婚龄的建设性意见。
  • 摘要:新式教育的建立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而新教育制度的变革,使清政府、地方社会与地方士绅都产生相当大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此一时期内较有影响的江苏无锡毁学事件来讨论新政时期国家、地方教育新机关的建立与新式学绅形成的过程中,国家与地方士绅间学务新关系的形成。
  • 摘要:本文以沈家本个人角色与晚清法律变革为例,试从四个方面论证法学家与法律转型的关系:一、法学家的文化背景与法律转型的模式和程度;二、法学家的改革方式与法律转型的可行性;三、法学家的成败与社会文化的文明度和政治环境的容忍度;四、剑之一刃——法学家对法律转型的负面影响。
  • 摘要:晚清经今古文之争,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处理此议题至少有互相关联的两重麻烦,一是清人所析之今古文之分是否有当于汉人之实际,这是一个问题;二是清人出主入奴的门户之见,至今影响学者对此议题的看法,尤其在判分今古文经学派的标准上引申失当,致使治丝而棼,这是又一个问题。这一节还无法提供有关晚清经学今古文之争的系统研究,但从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人物康有为、章太炎经学立场的建立过程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是极力推崇今文,确立其专宗今文全面排挤古文的鲜明立场。而章太炎则推崇古文,捍卫国史的尊严,短期看是为“种族革命”,长远看更是为抗御列强,合而言之,为“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 摘要:本文用挖掘出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梳理了丁文江在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做出的突出贡献。大量史实证明,丁文江是中国最早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的创办者,是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的创办者并担任所长接近10年之久,是中国地质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可以说,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之父。本文还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模糊、错误的说法进行了澄清。
  • 摘要:在十八世纪末以前,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作为一个纯粹的教会组织,只是沙俄商队、使团的附庸。但是,随着十八世纪末俄中通使通商关系格局发生变化,时代要求布道团必须变成政治、经济与宗教等职能综合化组织。而这种职能综合化的要求和当时布道团糟糕的管理及庸劣的人员素质情况不相适应,于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沙俄政府陆续对布道团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包括“监督官的设立制度化”、“提高布道团领导和成员的文化与管理素质”,以及“1818年指令”。但真正起了巨大作用的还是著名的“1818年指令”。它使布道团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布道团最终被改造成完成沙俄国家使命的综合职能组织。其重要表现就是以汉学研究、信件和报告等方式,竭尽全力为沙俄政府收集、提供大量有关中国经济和贸易的情报。
  • 摘要: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时,中苏关系处于良好阶段。对由赫鲁晓夫主导的苏共来说,解除斯大林时代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一些不平等关系,被看作是巩固中苏同盟的必要外交政策,而在台湾问题上,中苏间的一致立场,以及外交场合上的相互配合,可以看作是这种同盟关系牢不可破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积极与苏联协调外交策略,共同对付美国,针对赫鲁晓夫的“和平竞争”外交方针也持支持态度,并在1955年主动缓和台海局,势尝试与美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由于美国无意谈判,种种方案付之东流,中国对美强硬政策抬头,于1958年爆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第一次台海危机不同,这次中国没有在台湾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协调,实际上考验中苏同盟关系。 1959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完全否定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意义,不赞成对台用兵,而中国认为武装斗争是促使美国恢复谈判的重要手段,中苏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至此各呈底线。中苏之间这些分歧与中苏其他分歧最终导致同盟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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